史沫特萊(31)_學達書庫

三一

　　在一次精緻的宴會和泛泛的談話中，史沫特萊突然打斷了孔博士的話，要求他為在他的家鄉山西同日本人作戰的農民遊擊隊捐一大筆款。安娜·路易斯窘得僵住了，她知道正像史沫特萊知道的一樣，孔是共產黨人的死敵。不出斯特朗所料，孔勃然大怒，他不允許為共產黨八路軍募捐。他說，他們應該滿足於正規的軍餉，不應要求額外的捐助。三個人都知道，孔的回答是不公平的，八路軍的人數已是蔣介石支付軍餉人數的兩倍。史沫特萊不想引起爭論，她辯解說，孔博士，我不是為八路軍要求什麼，他們當然對軍餉是滿意的。孔博士，我現在是為正在為保衛你的財產同日本人作戰的山西農民遊擊隊求援。史沫特萊拿著一張給山西遊擊隊的巨額支票離開了宴會。斯特朗深感她與她的同住者（斯特朗也曾住在魯茨主教的教堂裡）之間的差異。她明白自己自幼受到的中產階級的良好教育永遠不會讓她敢於提出這類要求。但史沫特萊是從來不承認不可能的。

　　斯特朗對史沫特萊的評價是中肯的，她確實不承認不可能，因為對她來說，中國的傷兵，饑餓的農民，過度勞累的苦力，都使她想起自己的苦難的父母兄弟。他們的苦難折磨著她，使她的心不能平靜，她要用自己永不停息的奔波操勞去減輕他們的痛苦。所以，在漢口這幾個月，她總是全身心處於極度緊張的狀態，有時為了某件事辦糟了而苦惱得不能自拔；一旦成功，又突然恢復活力，像一隻打足了氣的皮球，在房間裡蹦蹦跳跳，唱著家鄉的牛仔民歌：「那勇敢的小夥子把秋千蕩，他飛在空中真漂亮……」

　　在漢口期間，史沫特萊定期從漢口坐救護車到長沙去，把救護車和醫療器械送到長沙。風塵僕僕，非常勞累，但還要在長沙進行募捐活動。當時給她當翻譯的劉良模，在1950年寫的《史沫特萊，中國人民之友》一書中回憶了她在長沙出席一次大規模的募捐活動的情況：

　　史沫特萊先是用平靜的語調講了八路軍英勇抗戰的情況和他們所取得的勝利，然後她熱情澎湃，提高了嗓音，整個身體的姿勢都改變了，她陳述了中國傷兵的困境和他們的緊急需求。最後她精疲力盡，突然坐了下來。會場裡長時間鴉雀無聲，之後人群騷動起來，大家開始踴躍捐款，募集到很大的一筆款子。這是長沙最成功的一次募捐。

　　1938年10月，印度醫療隊到達漢口，史沫特萊負責迎接他們，設法把他們送到延安。那時候朱德已經回到延安。朱德親切地迎接了印度朋友，為他們在王家峪安排了住處。

　　為了表示對中國人民的友好和對中國抗戰的支持，五位印度醫生都在自己的姓氏中加了一個「華」字。柯棣華、愛德華、巴蘇華……他們對抗日根據地的一切都感到新鮮，他們想，印度和中國是兩個命運相同的國家，可是為什麼民族解放鬥爭的方式卻不相同呢？他們問朱德。朱德笑了說，我們最初也走過彎路，是敵人的兇殘和人民的鮮血使我們覺醒了，我們才搞起了武裝鬥爭，用武裝的革命對付武裝的反革命。我們的思想武器是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理論和毛澤東思想。中國人民在毛澤東的領導下，認識了革命的前途，掌握了革命鬥爭的方法，才有了百折不撓的鬥爭精神。人民一旦掌握了馬列主義，他們的智慧和勇敢就無法估量。

　　印度朋友深受感動，他們立即奔赴戰場，和八路軍一起出生入死，進行戰地救護工作。柯棣華大夫在華北前線工作了五年，和一位中國女同志結了婚，生了一個男孩。1942年12月9日不幸犧牲。柯棣華大夫跟白求恩大夫一樣，是一位偉大的國際主義者。1937年中國共產黨發表抗日宣言時，他在印度孟買醫學院附屬醫院工作，他毅然放棄了進入英國皇家醫學會的考試，申請到中國服務，最後為中國人民的抗戰事業獻出了自己年輕的生命。

　　在延安各界舉行的柯棣華大夫追悼會上，朱德同志宣讀了祭文。朱德同志還在《解放日報》上發表了一篇題為《紀念柯棣華大夫》的文章。柯棣華大夫安葬在河北唐縣，墓碑上是朱德的題詞：「生長在恒河之濱，戰鬥在晉察冀，國際主義醫士之光，輝耀中印兩大民族。」

　　印度醫療隊的來華，是史沫特萊為中國抗日鬥爭作的一大貢獻。她用自己的心血和操勞，把她所熱愛的這兩個大民族的解放鬥爭聯繫到了一起。

　　當時漢口的文化生活很活躍，著名作家老舍、史沫特萊在上海就認識的茅盾、詩人和學者郭沫若都在這裡，年輕的周立波和卡爾遜一起從戰區回來了。史沫特萊為漢口新出版的雜誌寫文章，跟中國作家一起聚會、交談。史沫特萊對當時的中國革命文學所提出的見解是很精闢的。在《中國在反擊》中，她寫了這樣一段話：

　　中國的真正的故事只能由中國工人和農民自己來講述，但是今天不可能做到這一點。雖然我的同伴（指青年作家周立波和徐銓）是中國人，但我不相信他們能寫出中國人民鬥爭的真實故事。他們是真正的中國知識分子，和我一樣，也遠離人民大眾的生活，他們中的徐銓首先對「風格」感興趣。當你詢問他某本書時，他首先告訴你的是這本書的風格，然後你才能從那裡探出這本書的一些內容。立波感興趣的是內容，這是真的。但他現在過的生活太艱苦了，常常太疲倦了，不能利用他的經驗。我想，今後這樣的生活將使他變得更加堅強。

　　1938年10月中旬，史沫特萊隨中國紅十字會醫療隊撤退到長沙。離開漢口前夕，周恩來同志在珞珈山上的寓所裡會見了她。

　　時值深秋，滿山火紅的楓葉和蒼松翠柏，顯出旺盛的生命力。周恩來同志說：「我們中國有句名言，『疾風知勁草』。您對中國革命的支援，是在我們最困難的時候，惟其如此，我們永遠難以忘記。」

　　10月27日，漢口淪陷後的第三天上午，史沫特萊匆匆趕到八路軍長沙辦事處，詢問周恩來的消息。辦事處的同志說，周恩來同志是堅持到漢口淪陷的前一天才離開的。同時告訴她，新四軍已經在皖南敵後組織抗日遊擊戰爭。史沫特萊準備運送一批醫藥和醫療設備到那裡去。辦事處的同志同她一起就行動的路線和聯繫的方式進行了細緻的安排。

　　10月29日，一輛載運藥品的救護車駛出長沙，史沫特萊就坐在這輛車上到達皖南新四軍根據地。從此，她在那裡一邊參加戰地醫療工作，一邊向世界報道新四軍的戰鬥情況，直至1939年11月。

　　在漢口的十個月裡，史沫特萊確實像朱德所預言的那樣，作為一個非党的記者和作家，做了很多工作。後來她回憶這段日子，感到過得非常滿意。她寫道：

　　漢口的日子在我心裡是罕有的，不尋常的。我迷戀漢口的魔力。我在中國這十年的生涯中，它是個美好的地方……從那以後，我反復思考：我是回到西方世界去，還是留在這裡？恐怕我是必須留在中國了。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