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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九


  史沫特萊看到卡爾遜對八路軍的態度是友好的,無拘無束的,開始相信了他對中國人民解放事業的真誠,改變了自己對他的教條主義態度,覺得卡爾遜雖然與美國官方有聯繫,但仍不失為一個善意的自由主義者。她向他伸出了友誼的手。

  1937年底,日本侵略軍不斷向華北增兵,山西的形勢越來越嚴重,八路軍總部也經常轉移。朱德考慮到史沫特萊的安全,要知道子彈是不長眼睛的,更何況她是一個婦女。他勸她離開山西到漢口去。史沫特萊不願意離開八路軍,她差不多是哭著說:

  「我和八路軍一起度過的日子是我有生以來最幸福的日子。不跟你們在一起,我精神上就不得安寧。不,我不願意在精神上死亡,我要跟你們在一起。」

  朱德不答應。史沫特萊不信上帝,但有時急了也會引用《聖經》裡的話,她說:「你們去哪兒我就去哪兒,你住哪兒我也住在哪兒,你的鄉親就是我的鄉親,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死在哪兒,我就死在哪兒並葬在哪兒。」

  朱德笑了,繼續耐心地勸說:「到漢口去吧,在那裡,你作為一個作家,一個醫療設備和藥品供應的組織者,可以比在戰場上做更多的事情,作更大的貢獻。」

  史沫特萊沉默了。但當她知道卡爾遜和周立波可以隨總部轉移時,她又沉不住氣了。她去找康克清,請她說服朱德,但朱德毫不動搖;她又去找任弼時,任弼時也不支持她。

  他們說:「去前方的人都要會打槍。」

  「我會打槍,」史沫特萊說,「我是在美國西部長大的。」

  「但你是一位婦女。」

  這一下史沫特萊火了,她沖著他們大發脾氣:「又不是我想當婦女才成為婦女的。」她又傷心地加上一句,「是上帝把我造成這個樣子。」

  這句話引得大家哈哈大笑,史沫特萊自己也忍不住笑了,他們當然全都是無神論者。

  聖誕節的晚上,史沫特萊和卡爾遜決定用「我們自己的方式」慶祝節日。史沫特萊拿出了咖啡,卡爾遜只有一些花生。當水壺在炭火爐上噝噝作響時,卡爾遜問史沫特萊還記得哪些聖誕頌歌。她說,一首也記不起來了,只記得幾首黑人歌曲,於是她唱黑人歌曲,卡爾遜用口琴為她吹奏了幾首她喜愛的曲子。

  第二天,卡爾遜和周立波隨八路軍總部轉移。史沫特萊別無選擇,只好收拾起簡單的行李,帶上那部十多年來如影隨形的手提式打字機,儘量裝出高興的樣子,與朱德告別,到漢口去。

  1937年隆冬,天色陰沉,寒風凜冽。史沫特萊在風陵渡南渡黃河,同行的是一支從華北向河南撤退的國民黨軍隊。一大群士兵在渡口擁擠著,幾個傷兵躺在擔架上痛苦的呻吟,他們只穿單衣,沒有蓋被子,渾身血跡斑斑,在寒風中不住地顫抖。

  「軍醫官!」史沫特萊用中國話對著正準備登船的一群軍官大聲呼喚:

  「誰是軍醫官?」

  「我就是。」一個頭戴皮帽,身穿皮大衣,足蹬皮靴的軍官走上前來:

  「尊敬的女士,您找我有事嗎?您哪兒不舒服?」

  「我是美國記者艾格尼絲·史沫特萊。很對不起,請拿軍毯給傷兵蓋上,他們受了涼會併發肺炎,有生命危險的。」

  「我沒有軍毯,女士,」軍醫官漫不經心地說:「如果您有病,我給您看;至於傷兵,您就別管了。」

  「可是搶救傷員是您的責任。」

  「我對您講過了,沒有就是沒有。」

  史沫特萊再也按捺不住內心的忿怒,她打開自己的行李,拿出一條毛毯,又從身上脫下大衣,蓋到兩個傷兵身上。軍醫官麻木不仁地冷笑兩聲,登船而去。

  過了河,村子裡家家關門閉戶。史沫特萊一直生活在八路軍中,她知道,要是八路軍來了,老百姓就會開門迎接,把傷員抬進屋裡去的;可現在來的是國民黨軍隊,情形就完全不同了。

  風陵渡上這悲慘的一幕,使史沫特萊久久不能忘懷。

  1938年1月9日,史沫特萊到達漢口。

  在此以前,1937年7月7日,日本法西斯軍隊在北平西南十余公里的盧溝橋向中國軍隊發起進攻,中國守軍奮起反抗,揭開了偉大的抗日戰爭的序幕。7月15日,中國共產黨發表了國共合作宣言,國民黨政府在全國人民的壓力下,8月22日宣佈西北主力紅軍改稱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蔣介石發表了承認共產黨合法地位的講話。中國共產黨倡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宣告成立。當時在漢口,全民一致抗日的氣氛很濃,蔣介石政府對進步力量的壓制稍有放鬆,警察特務的活動也比過去任何時候都少。

  1937年底發生的兩件震驚世界的大事,使全世界的反法西斯力量把視點集中到了中國。第一,12月,中國首都南京淪陷,日本侵略者在南京製造了慘絕人寰的南京大屠殺,使30多萬無辜人民在法西斯的鐵蹄下喪生;第二,國際矚目的西班牙內戰以佛朗哥反動政權的建立而宣告結束。國際反法西斯力量把注意力轉向中國,處於中心地帶的漢口自然就成了到中國各個戰場的外交家、外國記者和反法西斯戰士的停留地和中轉站。加拿大醫生共產黨員諾爾曼·白求恩前往晉察冀邊區以前,在漢口停留過,荷蘭進步電影製片人約裡斯·伊文思來了,美國共產主義運動的領導人厄爾·白勞德和弗蘭克·卡普拉也來了,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剛剛從莫斯科來到了漢口。當時為漢口地區提供空中防衛的是蘇聯空軍飛行大隊,大隊長庫裡申科在一次對日本空軍的空戰中英勇犧牲,更把漢口的抗戰氣氛推向了高潮。

  史沫特萊在這種激動人心的環境中變得更加精力充沛,她要充分地發揮一個非党的記者和政治活動家的作用。她作為八路軍英勇抗戰的見證人,一到漢口,就在許多進步團體的安排下,到處演講,宣傳八路軍的戰績:

  1月14日,她向漢口《新華日報》記者發表公開談話;

  1月23日,她應漢口青年記者協會的邀請,向中外記者介紹在八路軍中採訪的見聞,呼籲向前線提供援助;

  1月28日,在中國婦女團體聯合會為紀念淞滬抗戰六周年舉行的茶會上,用平型關大捷和陽明堡戰鬥的戰例,證明中國抗戰必勝,要求國民黨政府吸取八路軍的經驗,實行全面抗戰。

  她還帶著軍用地圖和八路軍繳獲的日本軍刀和軍大衣,在漢口德明飯店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在美國海軍基督教青年會和英國揚子江巡邏艦隊的旗艦上,向中外記者和美英等國官兵作過演講。

  當年聽過史沫特萊演講的中國記者曹聚仁,1962年在香港出版的一本書中回憶說:

  她的報告,並不誇張八路軍的兵力,或批評國共任何方面的短處。她只是描寫八路軍士兵的生活,反日抗戰的精神。她結尾的話是,描寫一個紅小鬼,只有15歲,他在俯視冰天雪地的戰場,橫吹短笛,一片「起來……」歌聲隨之而起……風陵渡悲慘的一幕,經常在漢口街頭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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