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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七


  史沫特萊坦率地向毛澤東談了她和查托的熱戀。她說,查托是她一生中僅有的刻骨銘心的真正的愛情。

  毛澤東說,他不明白,既然是親密的情人,又是共同為印度的自由而鬥爭的同志,為什麼最終會分手?愛情,究竟還應該有哪些說不清道不明的內涵呢?

  史沫特萊跟毛澤東這個同齡人的交談既自然又隨便,有時候還放肆地開開玩笑。40年代,史沫特萊在一段回憶錄中提到毛澤東,用的就是十分幽默的語調:

  ……不知為什麼他似乎不太自信,雖然他的名望和權威是毫無疑問的。我參加了幾次由他做報告的在露天召開的群眾大會,聽眾極為踴躍……他說話時嘴裡好像含著熱粥,嗓音也不洪亮。他自然意識到這些短處,所以他盡可能地把語句說得短一些,簡單一些,而且講得很慢,停頓很多。此時,前幾排的聽眾把他的話傳給後排沒聽到的人。接著,聽眾中出現了一陣低低的贊同聲,毛等他們平息後再繼續講……他給我一種印象,不管毛說了什麼,他都是每一位聽眾的代言人。

  毛澤東正在利用大戰之前短暫的寧靜閱讀大量的書籍,準備撰寫哲學論文。史沫特萊不知從哪里弄來了一台舊的留聲機和不少西方音樂唱片,毛澤東工作之餘,就和史沫特萊、吳莉莉一起欣賞這些唱片。精神上的片刻鬆弛對他來說是非常寶貴的。

  因為有了留聲機,毛澤東、朱德和周恩來都鼓勵史沫特萊教幹部和戰士跳西方的交誼舞,活躍延安的文化生活。

  史沫特萊臉上現出頑童般狡猾的神情,笑著說:

  「我要用西方的舞蹈來『腐蝕』你們,我相信我不久就會成功。」

  大家聽了,都笑了起來。

  史沫特萊和苗條漂亮的吳莉莉開始每天晚上在大街盡頭的天主教堂裡,按照陳舊的留聲機裡放出來的旋律,教紅軍幹部和戰士們跳交誼舞,一些從城市來的大學生也來幫忙。史沫特萊生性好動,對教跳舞很感興趣。

  關於史沫特萊教跳舞,埃德加·斯諾有過一段這樣的回憶:

  因為她從小生活在美國西部牛仔之中,史沫特萊喜歡像《在老護林熊頭上》《紅河谷》《她從山那邊來》這類民歌。她常用這類民歌的唱片教跳舞……起初,沒有幾個婦女願意跳舞,常常只有男人跳。史沫特萊說,跳了交誼舞後,她覺得她的腳好像被整整一個師的人踩過似的。當時她44歲,頭髮已經開始發白;但她具有孩童般的活力,喜愛娛樂和快活,她使同這些「土包子」舉行的舞會比紐約的第一流舞會更歡樂更美好。

  史沫特萊滿腔熱情地教跳舞,可是她低估了這件事的難度。跳舞只有男同志參加,他們都不帶妻子同來,因為她們都不想學跳舞而且反對跳舞。她們覺得,這種一男一女摟抱著緩慢移動的舞蹈是資產階級腐朽生活方式的反映,她們不能接受。史沫特萊和吳莉莉「引誘」她們的丈夫跳舞,她們提出了越來越尖銳的批評。態度最激烈的是毛澤東的妻子賀子珍。她不喜歡史沫特萊。因為毛澤東堅持要跟史沫特萊學跳舞,她甚至威脅說要殺掉史沫特萊。史沫特萊當了真,嚇得夜裡不敢睡覺,警衛員和小鬼只好住到她的窯洞來,讓她睡到他們的床上。史沫特萊公開表示,賀子珍過的是蒼白的、修道院式的生活,而一個革命領袖的妻子應該是開放而豁達的。

  終於有一天,史沫特萊和賀子珍之間的正面衝突發生了。這是埃德加·斯諾的一段敘述:

  有一天夜晚,史沫特萊已經睡下了,窯洞外面有布鞋走路的聲音,她聽到毛主席輕柔的南方口音。這位主席去隔壁吳莉莉的窯洞。洞裡的燈還亮著。史沫特萊聽見他敲門,聽見門打開又關上。她想重新入睡,剛剛有點睡意,忽聽一陣急促的腳步聲沖上山來。接著,吳的窯洞門被打開,一個女人尖利的聲音劃破了寂靜:「你竟敢騙我,溜到這個資產階級舞女家裡來!」

  史沫特萊跳下床,披上外衣,跑到隔壁窯洞。毛的妻子正用一個長長的手電筒打毛主席。他坐在桌旁的板凳上,仍舊戴著棉帽子,穿著他的軍大衣。他沒有制止他的妻子。他的警衛立正站在門旁,顯得很尷尬。毛的妻子狂怒地大哭大叫,不停地打他,一直打到她自己上氣不接下氣才停手。毛最後站了起來。他看上去很疲倦,聲音沉著嚴厲:「別說了,子珍,我和吳同志之間沒有什麼見不得人的事。我們不過是聊天。你作為一個黨員,正在毀掉自己,你幹的事你應該覺得可恥。趁別的黨員還不知道,趕快回去吧。」

  毛的妻子突然轉向吳莉莉。莉莉靠牆站著,像一隻嚇壞了的小貓。賀罵莉莉:「舞廳的婊子!你大概和什麼男人都勾搭,還想欺騙主席?」……莉莉跑向史沫特萊,躲在她身後。這時,毛的妻子又把怒火對準了史沫特萊。

  「帝國主義分子!」她喊道,「都是你鬧出來的,回你自己的窯洞去。」接著她用手電筒打了這個「洋鬼子」。史沫特萊可不是好欺侮的,一把將她推倒在地。羞恥勝過疼痛,毛的妻子躺在地上尖聲喊道:「你算什麼丈夫?你是共產黨員嗎?我就在你眼皮底下挨這個帝國主義分子的打,你一聲也不吭。」

  毛責備妻子道:「她沒有惹你,是你打她的。她有自衛的權利,是你羞辱了我們,你的行為簡直像美國電影裡的闊太太。」毛氣憤已極,但極力克制著,他命令警衛員扶起他的妻子送她回家……他們下山時,毛默默無語地跟在後面。許多人從自己的窯洞裡驚奇地望著他們走下山去。

  第二天早晨,全城都在議論這件事,毛召開了中央執行委員會會議,解釋了他的行動並聽憑他們作最後決定。委員會決定把此事作為「秘密事件」處理,發佈了禁止議論此事的命令。但誰也制止不了毛的妻子。她把其他婦女召集起來,以求得到她們的支持,把史沫特萊、吳莉莉和警衛員——她認為他也參與了這個「陰謀」——驅逐出延安。

  最後,毛來到史沫特萊的窯洞,對她說:「我們曾發誓對那件令人不快的事隻字不提,但我的妻子沒有遵守諾言,現在城裡到處是流言蜚語,令人不能容忍。我認為現在應該採取公開行動,駁斥流言蜚語。因此你不必再保密了。願意的話,你可以為你自己辯護。」這件事發生以後不久,吳莉莉同丁玲的現代劇組一起上了前線。7月7日抗戰爆發以後,史沫特萊也離開了延安。她背起行囊,跋山涉水,克服重重困難,於1937年10月來到山西五台縣南茹村八路軍總部找到朱德,一邊當隨軍記者,一邊繼續對朱德的採訪。

  延安的舞會仍然繼續舉行。從那時候起,黨和政府機關每到週末,都要舉行舞會,這大概是史沫特萊對東方傳統的封閉性發起勇敢衝擊的戰果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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