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沫特萊(24)_學達書庫

二四

　　證實了貝特蘭對西安事變的看法與自己完全一致，並且兩個人有許多共同的朋友以後，史沫特萊開始與貝特蘭愉快地合作起來，並且很快成為無所不談的好朋友。他們每晚從無線電廣播站出來，就到史沫特萊的房間裡煮咖啡。各種各樣的人——新聞記者、學生、政府官員、士兵——晚上都到這裡來，聚在一起談論當前的局勢，分析日本人可能採取的行動和國共兩黨合作抗日的前景。史沫特萊早已拋棄了家庭享受，但仍然保留著美國人愛喝咖啡的習慣。她在一隻酒精爐上煮咖啡，技術高超。

　　史沫特萊的廣播在國內引起了很大的轟動，因為當時人們能夠聽到的只有南京官方發佈的敵視張學良、楊虎城，歪曲共產黨中央的觀點的政府公報。史沫特萊的廣播是惟一能使公眾瞭解西安事變真相的信息來源。南京國民黨政府十分惱怒，誣衊史沫特萊的廣播是煽動「本來十分知足的」陝西農民發起暴亂，這外國女人是個陰謀分子、政治騙子。氣急敗壞的國民黨官員要求美國領事館收繳史沫特萊的護照。原先幫助過史沫特萊救護傷員的美國教會也害怕了，他們不斷地向南京政府和美國領事館報告史沫特萊的行蹤。

　　史沫特萊的廣播站的負責人是王炳南和劉鼎，他們在西安事變中都暴露了共產黨員的身份，於是史沫特萊理所當然地成了共產黨的辯護人。美國報刊在頭版用具有轟動效應的標題報道史沫特萊在中國的活動——進步報刊說她是英雄，反動報刊說她是無賴。史沫特萊的朋友厄普頓·辛克萊在美國《自由》雜誌上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目是《美國女造反派在中國》，過分地誇張了史沫特萊在西安的言行，稱她為共產黨的「白膚女皇」。蘇聯政府譴責張學良、楊虎城扣留蔣介石，認為這是日本人的陰謀。美國共產黨可能是受了蘇聯共產黨的暗示，也在《工人日報》上發表文章攻擊史沫特萊，說她不應該支持張、楊，不應該公開批評蔣介石，總之，她在西安事變這個問題上過於旗幟鮮明了。這麼一來，史沫特萊與美國共產黨之間的隔閡就越來越深了。

　　西安事變終於劃上了一個句號，劉鼎和王炳南到延安參加了紅軍。王炳南後來到了重慶，在周恩來領導下從事外事工作。60年代初，任駐波蘭大使，曾與肯尼迪政府進行過改善中美關係的秘密談判，是一位老資格的外交家。

　　兩位親密戰友去了延安，更引起了史沫特萊對延安的無限嚮往，她想方設法收集紅軍近十年的歷史資料，連每一個戰略細節都不放過，從江西蘇區時期到長征路上的每一次戰鬥，她都能如數家珍般向人敘述。貝特蘭聽了深感驚訝，說，她的敘述「像司湯達的小說一樣生動」。

　　1937年1月初，一個通信員從延安潛入西安，交給史沫特萊一封正式邀請她去延安訪問的信。史沫特萊多年的盼望終於成了現實。她戴著紅十字袖章　，以前線救護員的身份出了西安城，穿著粗厚的馬褲和像旗幟般鮮紅的毛衣，奔向她心中的聖地——延安。

　　第八章　矢志不移

　　第一個到延安的外國記者埃德加·斯諾是這樣描繪延安的：「它處在高高的石山脊的凹處，堅固的城牆蜿蜒到達山頂之上。與城牆連接在一起的，是新添築的防禦工事，它們看起來像一群群的蜂巢。」這是西安事變以後紅軍剛從保安轉移到延安時這座古城的一幅典型的畫面。延安是陝西北部的一座古老的城市，市區不大，只有一條主要街道，街道兩旁是零零落落的幾間不大的商店，街道的一端是一座當時已經被改建成禮堂的廢置了的天主教堂。延河水繞城而過，河對岸一座山勢平緩的土山上矗立著一座建於公元8世紀的佛教寶塔，這山就是著名的寶塔山，這座寶塔也就成了延安城的象徵。

　　史沫特萊跋涉了整整三個星期，才到達了延安。歡迎她的人很多，除了老朋友丁玲、劉鼎和王炳南，還有一年前到達延安的美國醫生馬海德；丁玲是專程到保安等候史沫特萊、陪同她到延安的。延安還有不少老百姓認識她，其中多數是婦女和孩子。她們圍著她，膽怯地微笑著，親切地摸摸她的手，甚至摸摸她的臉，說著史沫特萊聽不懂的話，很多人說著說著就哭了起來。她們就是史沫特萊在西安街頭救護過的紅軍「俘虜」和家屬。史沫特萊有一種回到了自己家裡的感覺，延安的黃土高坡和科羅拉多的高原臺地是相似的，延安的老百姓使她想起了家鄉的農民和礦工。

　　史沫特萊到來的第二天，延安的幹部和群眾為她開了一個歡迎大會，史沫特萊應邀在大會上講了一個多小時的話。她像和親人拉家常那樣自然而隨便地講著，講美國西部農民和礦工的悲慘生活，講她的貧苦童年，講她13歲就到別人家裡去做工，把微薄的工錢交給母親，還講到她的母親和弟弟怎樣悲慘地死去；接著她特別生動而詳盡地講述了1918年因參與在國外的印度民族解放運動而坐牢的經過。她的經歷，對延安的聽眾並不陌生，他們不像在聽一個外國人講話，而好像在跟一個自己身邊的同志談心，那麼親切，那麼動情。史沫特萊演說的風格就跟她這個人的風格一樣，真摯坦誠，直言不諱，毫無誇飾，每一句話都是內心熱烈感情的流露，具有強烈的個性色彩，因此也就具有極大的感人力量和鼓動性。聽眾不斷用眼神反映他們對這個陌生的外國人的理解和共鳴。史沫特萊肯定，她和延安人是完全可以交流的，雖然他們彼此聽不懂對方的語言。延安人就是史沫特萊的父老鄉親。最後史沫特萊充滿激情地說道：

　　「我理解你們，美國人民理解中國人民，理解中國人民抗擊日本侵略者的鬥爭。你們不是孤立的，你們的鬥爭是正義的，你們的鬥爭是世界偉大的反法西斯鬥爭的一部分。」

　　聽眾被這位藍眼睛的外國婦女深深地感動了。演說結束時，全體站了起來，長時間地熱烈鼓掌歡呼。

　　從西安事變到盧溝橋事變中國正式對日宣戰的這六個月，局勢相對平靜。史沫特萊住在延安專門給外賓準備的簡樸的「客人宿舍」裡，制定了一個較長期的寫作計劃，準備寫紅軍領袖的傳記。她決定寫朱德。在此以前，史沫特萊就聽到過許多關於朱德的傳說，知道他是一位英勇堅強、富有傳奇色彩的軍事領袖。

　　到延安的當天晚上，史沫特萊就前往鳳凰山麓朱德總司令的住處。他們坐在一張沒有油漆過的白木桌子前，朱德問史沫特萊願意在延安做些什麼事，史沫特萊毫不猶豫地答道：「我決定寫你的傳記，希望你能把一生的全部經歷講給我聽！」

　　朱德很驚訝，說：「我不過是個農民，是中國工農紅軍中普普通通的一員。」

　　「正因為你是一個農民。」史沫特萊說，「中國人十個有八個是農民。而迄今為止，還沒有一個中國農民向全世界談到自己的經歷。如果你把身世告訴了我，也就是中國農民第一次開口了。」

　　朱德覺得這位美國女記者很有意思，也說得很有道理，但還是誠懇地勸告她：「我只是一個很普通的農民和士兵。你既然到延安來了，就先各處走走看看，和大家見見面，再作決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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