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沫特萊(23)_學達書庫

二三

　　這時候一幕不該發生的悲劇發生了。溫施大夫來到西京招待所，受到士兵的阻攔，他說他與人有約，必須進去，強行擠過門口的士兵，推門而入。士兵竟向他開了槍，溫施大夫當場就倒下了。誰也想不到會發生這樣突如其來的悲劇。史沫特萊驚呆了，她立即與中共地下黨員、楊虎城的高級參謀王炳南取得聯繫，請他馬上來處理這件事。溫施大夫是中國人民的好朋友，當初他聽從史沫特萊的建議來到西安，以張學良的牙醫的公開職業為掩護，向紅軍輸送藥品和醫療器材，走上了把中國人民的革命事業當作自己的事業的艱辛的道路，他是為中國人民作出了貢獻的。史沫特萊和王炳南一起在城郊的一座小山上埋葬了溫施大夫，她心裡充滿了悲傷，藍灰色的大眼睛裡淚水盈盈，額上和嘴角綻出了痛苦的皺紋。溫施大夫的遭遇使她更加明白了自己所選定的生活道路是多麼嚴峻。

　　西安街頭，張、楊部隊和蔣介石的衛隊不斷發生武裝衝突，還有剛被釋放的受傷的紅軍俘虜，街頭到處有人在流血，到處可以聽見呻吟聲。從12

　　日開始，史沫特萊就帶上軍事通行證到街上進行急救工作了。她工作了整整一個星期，這是一段既艱苦又充滿危險的經歷。後來她在給朋友的信中描述了自己當時的感受：

　　西安事變發生後的第一個星期，我是奔走於街頭的戰地急救員。有許多事情要幹，教會醫院給我繃帶和裹傷用的軟麻布，遇到難題時，醫院教給我相應的急救知識，還帶我到病房教我如何護理傷員。招待所經理給我一小瓶法國白蘭地，我自己買了酒精、碘酒和其他急救藥品。曾有一次，我在街上護理30名楊虎城的士兵。在這條街上，曾發生過意外事故，有18人死亡，其餘人受傷。為了找水，我敲開商店的大門。當不愉快的事情發生在商人門口時，他們照例是不聞不問的。

　　此後，當400名政治犯被釋放時（他們全是紅軍和紅軍家屬），我成了他們惟一的醫護人員。300名紅軍中，有100人是傷員——有人帶著從未治療過的、有致命危險的舊傷，有的傷口正在化膿，有的腿上形成潰瘍，許多人光著又大又硬的腳——由於在冬季雪地裡行軍和戰鬥而變得腫脹和血跡斑斑的腳。我給他們洗腳，給傷口消毒、包紮——然後返回教會醫院請教對某些傷口的處理方法……在把這些傷員轉移到醫院之前，我必須充當他們的醫生。紅軍政治犯中，有54名婦女和40名男孩，我每天去照顧他們。所有這些人幾乎都是貧窮的農民，有的還是奴隸。

　　我為他們服務的這段時期，我總感覺到自己正走在人類歷史上最悲慘、最可怕的走廊裡。這些一輩子除了受奴役便一無所知的農民和奴隸，沒有床，沒有任何被褥，躺在冰涼的石頭地上，身上帶著沒有處理過、尚未癒合的傷口，雙腳又大又硬，滿是血污——不，我永遠不能忘記這種悲慘的情景，我會把它帶進我的墳墓。多少年來我都在寫紅軍，而我第一次親身接觸到的紅軍就是這些農民。他們不瞭解我。我敢肯定，我是他們見到的第一個外國人；我穿的是羊毛衣、皮大衣、皮帽、溫暖的長襪和皮鞋。我無法與他們交談。最初，這些人以敵意的眼光看著我，許多人向後退，對我皺眉。當我給他們洗腳，包紮傷口時，我不知他們作何感想，也許他們認為我是一個發了瘋的洋鬼子。

　　張學良和楊虎城扣留蔣介石的消息在全國引起了極大的震動，陝北根據地的紅軍和老百姓更是又意外又興奮，大多數苦大仇深的戰士和群眾主張殺蔣報仇。有人半夜裡去敲毛澤東的門，嚷道：「把蔣介石這老小子押到保安遊街，讓老百姓都看一看，然後斃了他！」南京政府中的親日派汪精衛、何應欽乘機把持大權，一面調兵遣將，準備進攻西安，擴大內戰；一面更積極地投靠日本帝國主義，策劃更大規模的賣國投降活動。

　　宋子文和宋美齡是親英美派，擔心親日派擴張勢力，宋美齡更擔心蔣介石的生命安全，他們反對運用武力，主張用政治手段使張、楊放回蔣介石。黨中央從全民族的利益出發，認真分析了西安事變可能有的兩種前途：說服蔣介石停止內戰，共同禦侮，利用蔣介石仍然存在的一定的威望和號召力，團結各階層人民一致抗日，使中國免於滅亡，這是好的前途；公佈蔣的罪狀，然後處決之，這樣不僅不能停止內戰，反而會導致更大規模的內戰，為日本製造滅亡中國的有利條件，這是壞的前途。為了國家民族的根本利益，共產黨必須排除萬難，力爭好的前途成為現實。

　　扣留蔣介石的第五天，張學良派劉鼎乘飛機到保安接周恩來。在機場上毛澤東主席緊緊握住周恩來的手，深情地囑咐道：

　　「恩來同志，全世界、全中國這時候都望著西安。西安很複雜。你們這次去，擔子可是不輕噢！」

　　「停止內戰，一致抗日是大勢所趨，人心所向，他們會擁護我黨的主張的。」周恩來對此行充滿了信心。

　　周恩來作為中共談判代表到了西安，張學良盛情款待，安排周恩來住在金家巷張公館東樓。周恩來向張學良詳細講述了共產黨對西安事變的立場，張學良十分贊同。

　　24日，談判開始，周恩來代表黨中央向蔣介石提出三項要求：立即停止旨在消滅共產黨的軍事行動；與共產黨結成抗日統一戰線；正式對日宣戰。經過十天的討論，達到了一項包括六點內容的協議：

　　一、雙方停戰，中央軍撤至潼關以東；

　　二、改組南京政府，驅逐親日派，容納抗日分子；

　　三、釋放一切政治犯，保障民主權利；

　　四、停止「剿共」，聯合紅軍抗日，共產黨公開活動；

　　五、召開各黨各派各界各軍的救國會議；

　　六、與同情抗日的國家合作。

　　談判結束以後，張學良在聖誕節那天把蔣介石護送回南京。

　　西安事變期間，史沫特萊當了張學良將軍總部電臺的英語播音員，成了一個在國際上產生重大影響的人物。她每天晚上從張學良的司令部對外進行40分鐘的廣播，扼要地闡述當天西安事變的變化和發展，雙方談判的進展情況，也談她和張學良、楊虎城的會見和她對這兩位將軍的印象。報道的內容客觀、翔實，而且準確、生動。史沫特萊不善於外交辭令，對事件往往作一些具有個人風格的尖銳的評論。

　　史沫特萊的合作者是年輕的新西蘭記者詹姆斯·貝特蘭。貝特蘭在英國牛津大學畢業以後，獲得羅德旅行獎學金到中國學習漢語，研究中國文化。貝特蘭結識了埃德加·斯諾，開始為英國報紙寫稿，報道日軍的入侵、學生的抗日運動以及共產黨人經過長征轉移到西北的情況。西安事變以後，貝特蘭放棄了在北平從事學術研究的機會，決心到西安去看個究竟。他和一位中國朋友在一起，乘火車，搭軍用卡車，甚至還騎驢，走了11天，於12月27日到達西安。貝特蘭的播音風格和史沫特萊迥然不同，他努力模仿純正的英國廣播公司播音員的聲調，盡力使自己的聲音不帶主觀感情。因此貝特蘭一開始並不喜歡史沫特萊，史沫特萊也不喜歡他，甚至懷疑他是個英國間諜。貝特蘭寫過一段文字，回憶與史沫特萊的初次見面：

　　一個四十出頭的女人……邁著大步從走廊走過來。她個子不高，身體壯實，短髮，棕色的飽經風霜的臉，兩眼距離很寬，眼神坦率……她聲音粗啞，聽上去似有敵意。她身穿一件紅色緊身羊毛上衣，褐色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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