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沫特萊(19)_學達書庫

一九

　　魯迅在上海時期是作為一位成熟的馬克思主義者出現於中國文壇的，黨對他的影響和他自己所達到的馬克思主義水平，使他的作品具有突出的革命樂觀主義的戰鬥氣息。他的人格、學問和思想境界，他對理想的探索和追求，使史沫特萊感受到一種嚴師慈父般的魅力，這是她過去從萊帕特·拉伊那裡從未感受過的。她以魯迅的學生自居，向他學習怎樣對待生活，怎樣對待中國人民的革命事業。

　　1930年3月2日，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成立，史沫特萊開始協助魯迅為左聯工作，致力於向歐洲、印度、蘇聯和美國介紹中國左翼作家和革命文學。據戈寶權同志提供的資料，從1931年到1935年6月間，在美國進步刊物上發表過左翼作家聯盟的三封具有歷史意義的信，都是史沫特萊一手辦成的。第一封信發表在1931年1月1日出版的美國共產黨雜誌《新群眾》上，題目是《中國作家的來信》，附有魯迅50壽辰時史沫特萊為他拍攝的照片，這是左聯成立以後第一次在國際上公開發表的歷史性文件。第二封信發表在1931年6月出版的《新群眾》雜誌上，這是在1931年2月7日五位左翼作家和党的工作者被國民黨反動政府慘殺後不久，左聯為向全世界揭露國民黨反動政府的罪行而發表的《中國作家致全世界的呼籲書》。第三封信發表在1936年6月出版的美國《今日中國》雜誌上，題目是《中國左翼作家聯盟致美國作家代表大會的賀信》。在此期間，史沫特萊深入研究了中國左翼文藝的理論和現狀，在國外發表了許多介紹中國左翼文藝的文章。《法蘭克福日報》1930年3月刊登了她的《戲劇——革命的準備》，6月15日刊登了《上海的電影》，《新群眾》雜誌1930年9月發表了史沫特萊的論文《中國的革命戲劇》，1931年2月又發表了她的《穿過中國的黑暗》。

　　1930年底，史沫特萊的健康情況惡化，她必須到菲律賓去休息一段時間。離開上海前夕，魯迅和柔石、蔡詠裳、董紹明一起到史沫特萊的住所探望她。柔石是一位當過教師的青年作家，他給史沫特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31年3月，史沫特萊一回到上海，就知道了柔石和李偉森、胡也頻、馮鏗、殷夫等五位左聯作家和党的工作者2月7日深夜被國民黨反動派秘密殺害的消息。她懷著極端悲憤的心情跑到魯迅家裡。魯迅在書房裡，臉色灰暗，兩頰深陷，沒有刮鬍鬚。史沫特萊感覺到他一雙眼裡閃耀著狂熱的光芒，聲音裡充滿一種可怕的仇恨。

　　「這是我那天夜裡寫的一篇文章。」魯迅把他寫好的《黑暗的中國文藝界的現狀》交給她，請她譯成英文寄到國外去發表。史沫特萊迅速把文章看了一遍，心一下子揪緊了，她擔心這篇文章的發表會影響魯迅的安全，勸魯迅不要發表這篇戰鬥性極強、匕首投槍式的文章，最好是另寫一份呼籲書之類的東西。史沫特萊警告魯迅：

　　「這篇文章如果發表，你會被人殺害的！」

　　魯迅毫不退縮：

　　「那不要緊，總得有人出來說話，總得有人說出真理！」

　　史沫特萊邀請茅盾一起來說服魯迅，魯迅仍然堅持要發表這篇文章。除此以外，還和史沫特萊一起再起草了一份呼籲書，向外國文藝界揭露國民黨當局屠殺中國作家的血腥罪行。文章和宣言在紐約、柏林、莫斯科等地發表以後，取得了預期的效果，世界各地的作家、藝術家給國民黨政府發來了幾百封抗議信和電報。

　　這件事史沫特萊辦得很圓滿，但她擔心魯迅安全的心卻總也放不下。一年多以後的1932年1月28日，日本海軍在上海登陸，中國人民奮起反抗，這就是「一·二八」事變。日本人對上海舊城狂轟濫炸，魯迅居住的地區也遭到了轟炸，史沫特萊心急如焚，她乘著美國《大美晚報》的汽車，冒險通過日本人的防禦工事，向魯迅家跑去，她使勁捶門，用英語和德語拼命喊叫，沒有人答應。鄰居們都錮居自己家中，不敢答理任何人。直到上海戰事結束，史沫特萊才知道，魯迅一家已經被一位日本朋友救出隱藏起來了。

　　1930年9月，兩位左聯的朋友找到史沫特萊，說打算在9月17日為魯迅預祝50壽辰，請史沫特萊出面去租一間外國餐館，要舉辦一次有一百多人參加的晚宴。為什麼要史沫特萊去辦？這純粹是出於安全的考慮。因為當時國民黨正在「通緝」魯迅，而出席晚宴的客人，又全都是所謂「危險的思想界」的代表人物，由一個外國人去租外國餐館，有利於避開國民黨特務的耳目。史沫特萊爽快地答應了，設法找到當時上海法租界呂班路口靠近法國公園的一家荷蘭印尼西餐室。當天，史沫特萊精心選購了一幅白綢子衣料，作為送給魯迅的生日禮物，就早早來到餐室站崗放哨。

　　史沫特萊和兩位朋友站在餐室的花園門口可以望得見客人來時的必經之路的地方，看著客人一批一批地走進餐室。這次聚會集中了文化界的幾乎所有先進的代表人物：戲劇界有田漢領導的南國社的代表，洪深教授和他的學生，還有年輕的左翼演員。史沫特萊聽說過，南國社上演《卡門》遭到國民黨政府查禁，因為劇中的唐·何塞刺死卡門的時候，卡門把指環向她所拋棄的情人擲去時說的一段臺詞，被認為是暗示國民黨破壞國共兩黨的合作。客人中還有共產黨地下報紙的編輯，還有一位頭髮蓬亂的、剛從國民黨監獄裡出來的革命者，還有馮鏗等左翼青年作家。

　　史沫特萊在門口一直守候到客人們全都進了餐室，才離開她所站的位置，走進餐室坐在魯迅身邊。

　　魯迅和夫人許廣平帶著一歲的兒子海嬰來得很早。他穿一身米黃色的絲綢長衫，一雙軟底布鞋，沒有戴帽子，剪得短短的黑髮像一把刷子一樣豎起來。史沫特萊從未見過這樣表情豐富、不斷流溢著智慧和機敏的光芒的臉孔，她覺得魯迅渾身散發著完美人格的和諧的魅力。在魯迅面前，史沫特萊總覺得自己十分笨拙，十分無知。史沫特萊把魯迅視作良師，對他充滿了理想主義的忠誠。

　　晚宴結束以後，演說開始，滿頭亂髮的剛從獄中出來的革命者談獄中的情況，地下黨報的編輯談「秋收起義」，說起義的農民怎樣大批地參加紅軍，像無數細流匯入不斷壯大的江河。史沫特萊聽了心裡興奮不已。

　　馮鏗接著站起來講話，她談了發展無產階級文學的必要，懇請魯迅擔當左翼作家聯盟和左翼美術家聯盟的導師和保護者。

　　魯迅靜靜地聽著，最後他站了起來說，現在有人請他出來領導一場無產階級文學運動，一切年輕朋友在敦促他做一名無產階級作家。然而要佯稱他為無產階級作家，那將是幼稚的。他的根在農村，在農民和讀書人之中。而且，他也不相信：不曾體驗過工人的生活、希望和痛苦的年輕知識分子，能夠在目前情況下創造無產階級文學。創作的源泉只能是生活體驗，而不是理論。儘管如此，他願意幫助和指導青年，或者就是像他們所要求的那樣，充當他們的導師。至於保護，在一個把最溫和的社會文學也稱為犯罪的政治統治下，又有誰能做得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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