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沫特萊(20)_學達書庫

二〇

　　聚會結束，客人陸續離去時，史沫特萊又站在門口警惕地向四周瞭望，直到最後一個客人離開了餐室，她才和朋友們一起把魯迅護送回家。

　　1932年間，史沫特萊把她關於中國的新舊作品整理彙編成一本集子，這就是1933年出版的《中國人的命運》。史沫特萊緊接著著手整理江西蘇區的材料，準備動手寫她的新著《中國紅軍在前進》。「一·二八」事變以後，史沫特萊感到在上海已經無法靜下心來寫作，莫斯科一家出版社同意預付這本書的稿費，邀請她到蘇聯去寫作。於是史沫特萊在1933年6月到了蘇聯，在高加索的基斯洛沃德斯克療養院住了一個夏天，然後又到了莫斯科和列格勒，在蘇聯一直住到1934年4月，寫完了《中國紅軍在前進》。

　　在列格勒，史沫特萊與查托重逢。原來德國納粹黨執政以後，查托就離開柏林到列格勒定居，在列格勒人種志學研究所工作，娶了蘇聯妻子，現在他們的第一個孩子將要出世了。史沫特萊的心情是平靜的，她知道，她生活中那痛苦的一頁永遠結束了。

　　以後，史沫特萊回到了加利福尼亞，和父親弟妹作短期的團聚，1934年上半年重又回到了上海。

　　史沫特萊回到上海以後，有整整一年的時間住在魯迅家裡，受到魯迅和許廣平的熱情接待。許廣平把二樓兒子海嬰住的房間騰出來讓史沫特萊住。史沫特萊每次出外回來，走到弄堂口，都要機警地前後張望，確信沒有特務跟蹤，才疾速拐進弄堂，飛快地進門，沖上二樓。幸虧一直都沒有發生什麼意外。事實上，由於魯迅的聲望，國民黨特務不敢輕舉妄動，使史沫特萊免受騷擾。

　　在魯迅家裡，史沫特萊有更多的機會與心中最敬愛的導師促膝長談。他們談得最多的是文藝和政治。

　　有一次，魯迅對史沫特萊說，他想以自己的經歷寫一部長篇小說，也有以紅軍二萬五千里長征為題材寫一部作品的打算。對前者，是無暇顧及；對後者，是沒有親身體驗。而沒有親自體驗要寫好這麼重大的題材，魯迅認為，這是辦不到的。他惟一能夠做到的，也是惟一應該做的，就是致力於既具有政論性又具有文藝性的雜文的寫作。

　　史沫特萊說：「您的政論性雜文要譯成英語幾乎是不可能的，您常常引用中國歷史最黑暗時期的人物、事件和觀念，這些雜文簡直是隱喻和典故鑲嵌而成的藝術品。」

　　魯迅聽了，意味深長地說：「不，我對屠殺無辜的暴行深惡痛絕，我只能把我的雜文變成匕首投槍，而不是供人欣賞的藝術品。」

　　1935年底，中國工農紅軍長征勝利到達陝北，由於國民黨封鎖消息，上海一般人很晚才知道。史沫特萊通過國外電訊知道得比較早，她把消息告訴魯迅，建議拍一個電報去表示祝賀。魯迅同意，親自草擬了給毛主席的賀電：

　　「在你們身上，寄託著人類和中國的未來。」茅盾問電報如何發出，魯迅說：

　　「交給史沫特萊，讓她去辦就是了。」史沫特萊通過第三國際把電報從法國轉發到延安。

　　1935年下半年，魯迅的肺結核病越來越嚴重。史沫特萊看到魯迅身體消瘦，臉色枯黃，心裡非常著急，在蘇聯駐上海領事館舉行十月革命節慶祝酒會的時候，史沫特萊和宋慶齡、何香凝、茅盾在一起談起魯迅的病，大家都覺得上海的文壇糾紛使魯迅心情不舒暢，醫療和生活條件也不好，主張魯迅到蘇聯去養病。蘇聯領事館也答應安排一切。魯迅不願意去，說出了國就和國內隔絕了，連報紙也看不到，目前國內的鬥爭那麼複雜，出國不是逃避鬥爭嗎？況且他也不覺得自己有什麼了不起的大病。史沫特萊說她有一位美國朋友和一位德國朋友，都是肺科專家，可以請他們來給魯迅看病。魯迅說，他一直由日本的須藤醫生診治，一旦又請別人，這是對不起須藤的。

　　直到1936年4月，馮雪峰從陝北回到上海，和茅盾一起說服了魯迅，才叫史沫特萊馬上去請美國的D醫生。D醫生來了，首先問：「病人懂幾國語言？」史沫特萊說：「日語很好，德語可以看書，不懂英語。」D醫生說：

　　「那麼我們就用英語交談吧。」為的是不讓魯迅聽到病情。

　　聽診以後，史沫特萊問病情怎麼樣，D醫生說：「很嚴重，恐怕過不了年。」

　　史沫特萊聽了，忍不住流下了眼淚，轉過身去掩面啜泣。

　　「亞洲人對疾病的耐受力太強了，」D醫生又說，「要是歐洲人，五年之前就死掉了。」

　　史沫特萊求D醫生想個辦法。D醫生說，魯迅不僅有肺病，還有其他多種疾病，需要詳細檢查。他建議找一個設備好的外國人辦的醫院，開個病房，由他診治，只借用醫院的設備。如果病人同意，馬上就可以辦。大家把病情嚴重的話瞞過魯迅，只悄悄對許廣平說了。對魯迅只說要住院檢查。魯迅說：

　　「你們不要騙我，我知道病情嚴重。我看見史沫特萊哭了。唉，她真是太感情了。」

　　魯迅不同意去住院，到了七月，病情卻漸漸好轉起來。到了十月，魯迅突然病發去世了。

　　魯迅去世時，史沫特萊沒有在他身旁，她已經去了西安，準備到延安去，但是她的名字仍然列在魯迅治喪委員會的名單上。

　　後來，有人問史沫特萊，在中國誰是對她影響最深、最受她尊敬的人，她毫不猶豫地說出了魯迅的名字。

　　「在我身上，激勵著我的精神力量的魯迅，已成為我人生的路標。我從這位偉大的作家那裡所感受到的一切，將銘刻在我心中直到永遠。」

　　1946年，史沫特萊在美國接待了訪美的中國作家老舍。老舍向史沫特萊詳細地敘述了魯迅逝世時的情況。魯迅下葬那天，三萬多上海工人、學生、作家、美術家冒著被槍殺的危險，默默地跟在靈柩後面。也許是礙于葬禮主持人宋慶齡的威望，便衣警察不敢有什麼行動。葬禮以後，老舍組織了有40多位作家參加的追悼會。那天，警察和特務就動手了。當警察署長驅車前來命令眾人解散時，便衣警察和特務一個個滿面殺氣，站了出來。參加追悼會的除了作家，還有許多青年學生，大家站起來，手挽著手，毫無懼色。警察署長掏出了手槍，老舍馬上擋在槍口面前，沖著他大聲喊道：「你要開槍，先打我好了！」為了大家的安全，老舍只好哀求大家今天先回去。在使人窒息的白色恐怖之中，人們只好懷著悲憤的心情默默地散去。

　　老舍無限惋惜地說：

　　「魯迅生前，我從未與他見過面，因為我沒有去敲像魯迅這樣偉大作家的大門的勇氣。」

　　上海虹口公園裡的魯迅墓，墓碑上有一個圓形的框框，裡面刻著魯迅的浮雕像。史沫特萊的心又飛回了她與魯迅共同戰鬥過的地方，可惜她再也沒有機會回到那兒去。她保存著一張珍貴的照片，那是1933年2月蕭伯納訪問中國時，在宋慶齡家的花園裡照的，上面有魯迅、宋慶齡、蕭伯納，還有史沫特萊。她穿著一件深色滾邊的中國旗袍，稍稍低著頭坐著，顯得有點拘束、羞怯。她還記得，當時蕭伯納風趣地對魯迅說：

　　「他們稱你為中國的高爾基，不過，你比高爾基英俊。」

　　魯迅微笑著回答道：

　　「等我再老一些，我會更加英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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