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沫特萊(18)_學達書庫

一八

　　認識她好比看到太空中的一道彗星昂然又悠然逝去。她去世已經30年了，離開中國更早10年。這段時間不短，其間有許多著實煊赫過一陣的人和事都為歷史草草拋卻，但我一念及她，便覺得斯人宛在，光鮮逾昔。艾格尼絲·史沫特萊是難忘的，無論你喜歡不喜歡她。我們中國人當然喜歡她，非常喜歡……她是我遇到的透徹到家的國際主義者……在她身上，聞不見半點封建氣味來，這對我們中國人好比空谷足音，正是最具吸引力的……我不禁回想她哀樂的一生，頗覺其犀利（時或近於刻薄）、絕俗（時或近於憤世）、創新（時或近於縱奇）、嫉惡（時或近於無恕）、利他（時或近於虐己），其中閃爍著高尚品格的光芒，可說是20世紀同輩人物中罕見的。

　　史沫特萊認真地觀察並深入地分析了中國的現狀，清醒地認識到這個現狀必須變革；而且變革必須是徹底的，不可能在舊制度的約束下進行。史沫特萊堅定地說：那麼，就讓我和中國人民一起來變革這個制度吧！

　　史沫特萊馬上把信念變成行動。她為《法蘭克福日報》寫了一系列動人心弦的報道，這些報道後來收進了她關於中國的第一部著作——《中國人的命運》。1931年，史沫特萊和哈羅德·伊薩克斯合作在上海創辦了進步雜誌《中國論壇》。她協助宋慶齡以及中央研究院的成員于1932年組成了「中國人權保障大同盟」。她甚至計劃在上海辦一個節育診所。

　　史沫特萊在中國見到了許多她從未見過的新鮮事情。中國共產黨在江西建立了農村蘇維埃政權，貧苦的農民打倒了地主，分了地主的田地財產。這種具有中國特色的工農武裝割據使史沫特萊異常嚮往，總想有機會到江西蘇區去親眼看一看。雖然由於種種原因沒有去成，但她總想著在上海為江西蘇區盡一點自己的力量。她在上海巴恩公寓的住所成了江西蘇區來的同志們的聯絡點和接待站，她冒著極大的危險為他們藏匿文件，幫助他們治病，一有機會，就詳細地向他們詢問蘇區的情況。紅軍指揮員陳賡和周建平經常在她家作客，周建平還在她家養病，住了兩個月，受到史沫特萊無微不至的照料。1938年周建平在戰鬥中犧牲了，陳賡50年代當了中國派駐越南的高級軍事顧問。史沫特萊利用從他們那裡獲得的第二手材料，寫了幾篇關於江西蘇區的文章。這是最早的西方記者寫的關於蘇區的文章。

　　史沫特萊在上海一開始就受到國民黨特務的注意，他們嚴密監視她的行動，經常對她進行無理的騷擾和故意的刁難。史沫特萊是個天不怕地不怕的人，她甚至敢於把槍支裝在箱子裡用手提著穿街走巷，把它們送到黨的地下工作者手裡。為了避免國民黨特務找麻煩，她開始用「勒·奈爾斯」的筆名發表文章。這個筆名來源於一次晚會上的笑話，當時一個朋友說，艾格尼絲生氣時，就像錫桶裡的一磅鐵釘一樣不好對付。這個筆名的意思就是「鏽鐵釘」。

　　國民黨反動派對史沫特萊的活動既害怕又無可奈何，於是採用了慣用的伎倆：秘密監視、造謠中傷和威脅恐嚇：國民黨政府和英國警方勾結起來對史沫特萊進行監視和騷擾，使她不得不在法租界內經常變換住處。為了保護史沫特萊，她的朋友格拉斯和伊薩克斯輪流睡在陽臺上，以防潛伏在房子周圍的歹徒破門而入。1933年國民黨的報紙上發表了一則電訊，說史沫特萊攜帶了幾箱威士忌去訪問江西蘇區，在一次群眾集會上，她赤身露體，站在講臺上唱國際歌。另一次更加令人髮指的是，史沫特萊有一次回到住處，竟在紙簍裡發現了一顆印度錫克人的血淋淋的頭顱！

　　在瞭解中國和投身中國人民的解放鬥爭的同時，史沫特萊自己的內心世界也起了深層的變化。1930年4月2日她給老朋友米凱利斯的信中寫道：

　　我現在是為一種思想活著，這比什麼都使我吃驚。我變得越來越政治化，越來越理智了……在這裡我每天工作18小時，即使不幹活，也不得安寧，因為亞洲的貧困……從四面八方向你撲來……有一小撮闊綽的中國人和外國人就同難以描述的近在他窗下的貧困毗鄰而居。許多國家的大戰艦在江中停泊，許多國家的持槍的士兵和水兵「保衛」著一小撮富裕的外國人……我總想在我死去以前，一定要再寫一本書——多少年以後我將在書中揭露資本主義制度，連用它發展出來的帝國主義，給人類帶來的災難——它怎樣把人變成了狼。只有已經變成了狼的非人動物才會願意讓這個制度永存下去。正是這個制度使亞洲落後到今天的地步。而那些武裝力量，那些戰艦正是為此目的才呆在這裡的。

　　在6月30日的信中她寫道：

　　中國使我受益匪淺。她使我成為一個頭腦清醒的女人，頭腦清醒，意志堅強。一切把我和查托捆綁在一起的東西，對我已不復存在，現在不，永遠不……我經常還有一點傾向，渴望那類無意義的、依賴和殘酷的老式的愛情。但我要從思想上從心中把它去掉……我希望使我的一切情感社會化。不過，這一切並不意味著我變成了或者以後會變成一個僵硬的女人。中國人對我的反應就可以說明我有數不清的、對我無限忠誠的朋友……我熱愛中國人和所有的亞洲人，他們是感覺到了的。

　　無政府主義者埃瑪·戈德曼，曾經是史沫特萊的好友和楷模，而現在，史沫特萊由於她「對一切共產主義運動的不留餘地的譴責」而與她斷絕了往來。

　　史沫特萊通過茅盾的介紹認識了魯迅，他們的第一次見面是在1929年12月，以後他們經常見面，並常有書信往來。

　　據《魯迅日記》記載：「1929年12月27日，下午史沫特列（萊）女士、蔡詠裳女士及董紹明君來。史女士為《弗蘭孚德（法蘭克福）報》通信員。」

　　「1930年1月21日，下午得史沫特列信。」「22日，午後複史沫特列信。」

　　「2月10日，下午董紹明來……且持來Agnes Smedley（艾格尼絲·史沫特萊）所贈《Eine Frau Allein》（即《獨立一婦女》）一本。」這本書，就是史沫特萊贈給魯迅的《大地的女兒》，扉頁上有作者用英文寫的一句題詞：

　　「贈給魯迅，對他為了一個新的社會而生活和工作表示敬佩。艾格尼絲·史沫特萊。」

　　當時魯迅住在公共租界一條弄堂裡的一幢歐式樓房裡，二樓是書房。當太陽光透過窗簾斜照室內的時候，魯迅坐在靠窗的籐椅上和史沫特萊談論文藝和政治。當他們發現彼此可以用德語交談時，談話的內容就更加豐富，也更加隨意了。魯迅告訴史沫特萊，他正在讀《大地的女兒》的德譯本。史沫特萊則向魯迅介紹她的朋友，德國女版畫家凱綏·珂勒惠支的作品。魯迅對這些作品很感興趣，他說，作者很善於從一個十分新穎的角度攝取生活中最激動人心的一瞬，線條粗獷、剛健，很有力度。其中那一幅描寫一位母親悲傷地獻出自己的兒子的作品，使魯迅想起千千萬萬為革命事業而犧牲的中國青年和他們的母親。魯迅決定把凱綏·珂勒惠支的作品介紹給中國讀者。從這時候開始，通過史沫特萊的介紹，魯迅和凱綏·珂勒惠支開始了書信往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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