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沫特萊(17)_學達書庫

一七

　　1929年3月，史沫特萊在南京。這時候在印度德裡以東100英里的小城米拉特，進行了一次公開審判：31名印度共產黨嫌疑分子和51位缺席的同案被告——包括史沫特萊——被指控「陰謀奪取英國國王和王后的主權」，受審者有錫克族的活動分子，被指控用烏爾都文發表史沫特萊的文章，包括那些預測英國和蘇聯之間將要由於蘇聯威脅英國在中國和印度的地位而發生戰爭的文章。史沫特萊悼念萊帕特·拉伊的文章又正在這個時候在印度發表，於是英國當局認為有理由把史沫特萊視為威脅英國安全的危險分子。在南京的英國情報官員立即行動起來，監視史沫特萊的行動。並以史沫特萊是英國臣民查托帕迪亞雅的妻子為理由，要求美國駐南京的大使館否認史沫特萊的美國公民身份，要求中國政府以「不良分子」的罪名把史沫特萊驅逐出境。史沫特萊在蔣介石統治的中心南京行動受到約束，就登上了去上海的火車。

　　1929年5月，史沫特萊到了上海。

　　當時有著340萬人口的中國最大城市上海，在史沫特萊眼中是個無比奇特的地方。這個城市經濟繁榮，文化發達，但西方經濟文化的滲透也特別厲害，形成了一種不中不西、亦中亦西的氛圍。史沫特萊覺得上海有點像紐約，不像她想像中的中國城市。上海的租界面積差不多占了城市的一半，這是分屬各個西方國家的勢力範圍，中國政府不能行使國家權力的地方，這種國中之國的奇特現象使史沫特萊感到驚訝。後來她才明白，正是這種紛繁複雜、撲朔迷離的特殊環境使上海成為中國革命知識分子逃避國民黨政府司法權的避風港。史沫特萊從此在上海前後生活了七年，使自己完全地融入了中國人民的生活和鬥爭，後來她經常說的一句話是：「我常常忘記了我不是一個中國人。」

　　史沫特萊在上海的行動相對地比較自由，她常常去光顧位於蘇州河旁公共租界的「時代精神」書店，和書店的經理艾琳·維德邁爾成了好朋友。通過艾琳，她找到了在柏林時的兩位老相識，格哈特·艾斯勒和阿瑟·尤爾特，他們現在是共產國際派駐上海的代表，兩人都是堅定的共產主義者。史沫特萊知道他們的身份，她自己雖然不是共產黨員，也不屬共產國際，但她支持他們，他們也相信她是一個堅定的革命者。

　　可是，史沫特萊初到上海時，也有過一段對陌生的生活環境難以適應的時期，她情緒不穩定，心情有點迷惘，時而興奮莫名，時而苦悶沉鬱，她還沒有找到通向普通中國人的內心世界的道路。史沫特萊在上海初期接觸的是一批受過西方教育的知識分子，詩人、學者和作家。她的這些朋友中，有杜威的門徒胡適教授，有中央研究院的著名人類學家、政治上開明的楊銓教授。

　　浪漫主義詩人徐志摩更是深深地吸引了史沫特萊。徐志摩在牛津大學受教育，說英語跟說漢語一樣口若懸河。在史沫特萊浪漫的想像中，他是東方美和西方美的結合。據說史沫特萊有一段時間曾迷戀上了他。1929年夏天，兩人逆長江而上作了半個月的旅行，一起到徐志摩的家鄉去度假。

　　但史沫特萊並沒有沉迷多久，她很快就給自己的這一段情感歷程劃上了句號。史沫特萊曾經跟這些被她稱為精神貴族的詩人、學者們坐黃包車兜風。車夫在前面跑著，精疲力竭，白粗布的號背心浸透了汗水，而他們坐在車上盡情領略上海之夜的清風明月。這情景使史沫特萊深感內疚。後來她在1930年5月18日刊登在《紐約先驅論壇報》上的文章《中國的詩人與教授》中用嚴厲的語調責駡自己：

　　我想要成為一個精神貴族的願望同另一種思想攪和在一起。我想到在我面前像一匹疲憊的馬一樣奔跑著的黃包車夫，他沉重的喘息不時為虛弱的咳嗽聲打斷。驀然，他那寬闊的肩膀使我想起了我的父親。我是一隻狗啊！我們整個一群全都是狗！

　　史沫特萊和某些外國記者不同的地方，在於她不願意以居高臨下的姿勢觀察中國，以旁觀者的態度去寫中國人民的生活。她要求自己對中國的現實有牢固的把握，以整個身心去和中國普通老百姓融合在一起。她要認真地去看看普通的中國人是怎樣生活的。在這方面，對她幫助最大的是魯迅、茅盾和陳翰笙。陳翰笙當時是上海社會科學研究所所長，獲得過哈佛大學和柏林大學的學位，後來成為中國共產黨員。1929年秋天，陳翰笙邀請史沫特萊和他一起到無錫地區去作農村調查。這地方是富饒的湖區。

　　史沫特萊認真地研究了地主和佃戶的關係，她發現這裡的貧富懸殊達到了使人震驚的程度，而農民的極端貧困和她看到過的滿洲地區沒有兩樣。在碼頭上，她看到肩上套著繩索的搬運工人在炎炎烈日下吃力地拉著裝滿貨物的板車。一輛閃閃發光的黑色轎車駛近，車裡坐著傲慢的洋人。一個滿臉鬍子的高個子印度巡捕出現了，為了給洋人的汽車開路，他掄起警棍，向著搬運工人赤裸的、汗水淋漓的背上猛擊。史沫特萊目睹一個被壓迫民族竟然這樣對待另一個被壓迫民族，她感到那警棍像是擊在她自己身上。在無錫，史沫特萊還看到過一個慘絕人寰的場面：一批繅絲工人工會的幹部被當作共產黨嫌疑分子，被反動當局在街上斬首示眾！

　　史沫特萊想要瞭解上海工人的勞動情況，魯迅通過左翼作家朋友介紹她到一間私營紗廠做工。史沫特萊出身勞動家庭，從小習慣勞動，習慣與勞動者在一起，她很快就和女工們互相理解，成了好朋友。與史沫特萊同住一屋的是一位中年女工，名叫許蓮弟，童工出身。她告訴史沫特萊，童工有三大剋星：超過身體承受力的勞動強度、惡劣的勞動條件和奴隸式的管理制度，童工只有百分之三十能夠掙扎著活到成年。在工廠勞動期間，史沫特萊完成了一些最真實動人的特寫，如《繅絲工》《徐梅齡》。

　　史沫特萊離開工廠時，打算給許蓮弟贈送一件紀念品，她把蓮弟帶到百貨公司。蓮弟在一個出售泥人玩具的櫃檯前站住了，她看中了一個肥頭大耳、憨態可掬的無錫大阿福。史沫特萊告訴她，準備送給她一件更貴重的紀念品。蓮弟搖搖頭說：

　　「不，我家裡很窮，從來沒有玩具，我一直盼望能有這樣一個泥人。現在，我已是40歲的人了，托您的福，我盼了多年，終於盼到了。」

　　中國勞動者的生活理想是多麼純樸，追求理想的意志又是多麼執著，可是他們卻在貧困的深淵中掙扎。史沫特萊心中湧起了一股正義的憐憫之情。她把自己的感受告訴魯迅時，魯迅用銳利的目光注視著她，說道：

　　「的確如此，民眾具有堅定的生活信念，他們不達到目的是不會停止追求的。」

　　茅盾幫助史沫特萊瞭解中國文藝界的現狀。史沫特萊知道了中國還有一批與她先前所瞭解的「精神貴族」不相同的作家和藝術家，他們不接受徐志摩式的浪漫主義，他們走向社會，走向勞動人民，按照革命現實主義的創作原則去反映人民的鬥爭。史沫特萊和左翼文藝工作者開始有了聯繫，她和茅盾共同翻譯了不少左翼作家的作品。史沫特萊給茅盾留下的印象是深刻的。茅盾在1980年寫的一篇文章中這樣回憶史沫特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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