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沫特萊(16)_學達書庫

一六

　　在1925年到1928年這三年中，史沫特萊一直在跟貧困和疾病搏鬥。長期的心靈折磨留下的創傷，使她不得不繼續進行精神分析治療。1927年聖誕節，史沫特萊孤單寂寞，崇拜著史沫特萊的年輕的巴卡爾來到她身邊，陪伴她度過節日之夜。巴卡爾向她求婚，但史沫特萊拒絕了，她認為這會葬送了他的前程。巴卡爾在柏林讀完了博士學位，就回印度去了，從此他們再也沒有見過面。

　　1928年4月，史沫特萊得了闌尾炎，但她窮得一無所有，瑪格麗特·桑格給了她經濟援助，才進醫院做了手術。手術以後，她的心臟病和胃病又犯了，醫生給她做「電浴」。史沫特萊在醫院裡躺了兩個月，支撐著虛弱的身子和凱綏·珂勒惠支一起翻譯桑格的文稿。凱綏·珂勒惠支為病床上的史沫特萊畫了幾幅速寫，這是史沫特萊一直保留著的珍貴禮物。

　　但這三年史沫特萊的精神生活無比豐富。她認識了共產黨，雖然她沒有成為共產黨員，但她堅信共產主義和民族運動在鬥爭目標上的一致性；她初步瞭解了中國，她明白英國當局害怕反對殖民主義的星星之火可能從中國蔓延到印度。因此史沫特萊決定把她自己作為接觸劑，把中印兩國的民族解放運動的火焰連接起來。她堅信亞洲的民族主義和歐洲美洲的帝國主義的最後的較量即將出現，而中國將是這場較量的中心地帶，她決定到中國去。她預感到有一種使命在召喚，她是完成這個使命的惟一的、最符合條件的人。

　　她開始為去中國作種種精神上和物質上的準備。1928年6月她得到了一個好消息，她的律師吉爾伯特·羅已經代表她與出版社簽訂了出版《大地的女兒》的合同，只要稍作修改，書就可以出版了。她告訴瑪格麗特·桑格，她去中國以前，要抓緊時間把書修改好，以後出版的事就由桑格和吉爾伯特·羅負責。甚至說好了萬一她發生意外，就把她的書的版權交給她的朋友朱利安·岡潑士先生全權處理。史沫特萊沒有任何財產，只有她的作品，把書的事情安排好，她就可以放心到中國去了。

　　在離開德國以前，史沫特萊用德語向一個共產黨陣線的大型組織——擁有三萬多名會員的無產階級婦女大會演講印度的工人運動。當她演講結束時，聽眾全都站了起來，自發地齊聲高唱國際歌。這是多麼令人興奮的場面！史沫特萊回想起十多年前站在汽車擋泥板上的反戰演講和四年前在柏林大學英語系的演講，她看到了自己成長的道路，感覺到了自己成熟的過程。現在，她將作為一個堅定地把自己奉獻給亞洲民族解放運動的美國工人階級的女兒，奔向一個新的戰場——到中國去！

　　第六章　路標

　　史沫特萊決定以《法蘭克福日報》駐外記者的身份前往中國。她首先要解決的問題是必須得到美國護照。她身在柏林，由在紐約的她的律師吉爾伯特·羅為她辦理。羅律師從史沫特萊的父親那裡找到了她的出生證件，又從厄恩斯特·布倫丁那裡要到了離婚證，證實了史沫特萊的美國公民身份，最後把護照寄給史沫特萊，辦這件事整整花了六個月。

　　1928年11月，史沫特萊懷著既興奮又不安的心情和一種即將面臨嚴肅使命的預感，踏上了前往中國的旅途。

　　史沫特萊途經莫斯科，在那兒停留了一段時間，拜訪了居住在莫斯科的宋慶齡。在莫斯科，史沫特萊看到蘇聯人民的生活與她1921年參加印度民族主義者最高級會議的時候相比，有了很大的改善。社會主義的蘇聯生產發展，經濟繁榮，西方嚴重的經濟危機在這裡產生不了影響，蘇聯的社會生活是安定的。但史沫特萊看到莫斯科街頭仍然有大群大群的流浪兒，她很關心這些孩子的命運。她參觀了孤兒院，為《民族》週刊寫了一篇報道。

　　史沫特萊遊覽了莫斯科，1928年11月底登上了開往中國滿洲里的火車。

　　在史沫特萊逗留莫斯科的時候，印度發生了突然的事變。史沫特萊的導師和朋友萊帕特·拉伊在一次非暴力示威中受了傷，11月17日在拉合爾醫院中去世。事後證實萊帕特·拉伊是被英國警察桑德斯開槍打傷致死的。旁遮普的年輕人發誓要報仇。兩個星期以後，一個來自加利福尼亞的年輕的錫克革命党分子在拉合爾警察指揮部的臺階上，槍殺了桑德斯。後來史沫特萊在南京知道了這件事，非常悲憤地為萊帕特·拉伊寫了一篇沉痛的悼文。

　　1928年12月，史沫特萊從滿洲里進入中國國境。當時的東北，正處於日本帝國主義的殖民統治下。史沫特萊到來之前的幾個月，日本人殺害了軍閥張作霖，造成了極大的混亂。老百姓在日本帝國主義的統治和土匪的肆無忌憚的劫掠下，處於極端貧困的狀態。史沫特萊雖然從小在貧困中生活，但當她從未親身體驗過的亞洲的貧困撲面而來的時候，她還是驚呆了。她承認，她從未見過這樣徹底的貧困。史沫特萊從旅順到天津，再到北平和南京，所到之處，哀鴻遍地，民不聊生。史沫特萊過去曾經靠第二手材料寫印度人民的苦難，現在有機會親身體驗中國人民的苦難，她的使命感更加強烈了。

　　一踏上中國的土地，史沫特萊就以一個女性特有的敏感去接觸中國婦女。她看到中國婦女的苦難遠非她所熟悉的美國西部勞動婦女的苦難可以比擬，這是茹苦含辛的默默地流著血和淚的一群。史沫特萊知道，自從10世紀以來，中國婦女就被迫纏足，使女人的天足變成畸形的「三寸金蓮」；封建的婚姻制度是捆在婦女身上的一條繩索，「娶來的媳婦買來的馬，任人騎來任人打」，這是史沫特萊聽到的第一句中國諺語。女人只有生了男孩，在家庭中才有地位，溺死女嬰的現象在下層社會中很普遍。婦女想要逃脫悲慘的命運，傳統的辦法只有自殺或者削髮為尼。

　　史沫特萊也瞭解到中國婦女的反抗，從孫中山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出現的第一代女革命家，到積極投身五四運動的一代年輕的中國女性，直到在白色恐怖中為共產黨領導的革命事業而犧牲的女共產黨員，她們勇敢地在民族解放和階級解放的鬥爭中，去尋求婦女自身的解放，並為此獻出了自己寶貴的青春和生命。

　　在瀋陽，史沫特萊拿起了她戰鬥的筆，把她初到中國所見所聞的種種使她心潮難平的人和事寫成了一系列報道，寄往德國的《法蘭克福日報》和印度的各個刊物。這一系列報道集中表現了兩個主題：其一是揭露日本帝國主義在中國東北的野蠻統治，指出原來西方人認為英國在東方的威脅大於日本，這是一種偏見，其實最大的危險來源於日本帝國主義。不瞭解亞洲情況的西方報刊普遍不接受史沫特萊的這個結論，經過一番研究論證，才發表了史沫特萊的報道。另一個主題是關於中國婦女的，其中寫得最生動最精彩的是發表在《新共和》雜誌上的特寫《瀋陽的五位婦女》。這時候，她的自傳體小說《大地的女兒》正在美國和德國問世。而在中國，她以具體的形象，深刻的感受，個性化的描述，反映中國婦女的苦難、鬥爭和希望。史沫特萊開始把反映中國人民的生活和鬥爭當作她為之獻身的新事業。為此，她要投身到中國人民的解放鬥爭中去，她到中國來，決不是為了當旁觀者。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