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沫特萊(15)_學達書庫

一五

　　史沫特萊充滿了活力，1926年秋季開始在柏林大學攻讀研究生課程。功課十分緊張繁重，加上她的根底又不雄厚，她要花費比別人多幾倍的努力，才能勉強跟上同班同學。到了第二年6月，她終於決定停止爭取專業學位的努力，全力投入反帝大同盟的新聞工作。她又繼續在大學裡教兩門課，每週三個晚上當家庭教師。這樣她就不用更多地欠蒂娜·迪裡厄夫人的人情債，這使她心裡感到輕鬆。而迪裡厄夫人仍然繼續幫助史沫特萊，她找到了《法蘭克福日報》出版社，使他們同意出版史沫特萊的書《一個孤獨的女人》（即《大地的女兒》德文版的書名）。

　　反帝大同盟的新聞工作幫助史沫特萊形成了觀察民族解放運動的新視點，她越來越清楚地看出了，被壓迫民族的民族解放運動具有世界性的特點。

　　像印度、中國這樣的國家的民族解放鬥爭，必須採取跨國的統一行動，因為他們所面對的是相同的敵人。她堅信，民族主義者只有兩種立場可以選擇：要麼站在依靠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立場，對印度來說，就是繼續保持殖民地的地位，充其量只能實現在英帝國主義允許下的某種程度上的自治；對中國來說，就是長期停留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狀態。要麼站在蘇聯的社會主義革命的立場上，把民族解放和無產階級的解放結合起來，爭取徹底的民族解放。史沫特萊從在紐約和卡達爾黨在一起工作的時候就一直堅持後一種立場，現在她更加相信這種立場是正確的。卡達爾党沒有獲得成功，正是這種立場還不夠堅定和策略上的失誤。史沫特萊知道，在這個問題上查托和她的觀點是一致的。贊成第一種立場的是印度國內的上層著名人士，如萊帕特·拉伊。萊帕特·拉伊是史沫特萊認識民族問題的啟蒙老師，史沫特萊投身民族解放運動，就是在他的帶引下入門的，可是這位老師的觀點卻沒有得到學生的信服，他們一直是站在不同的立場上。儘管如此，史沫特萊仍然把萊帕特·拉伊尊為長者，對他的學識和品格非常敬重。

　　史沫特萊寫了一篇題為《國外的印度革命運動》的論文，刊登在1927年8月11日與18日的印度《人民》週刊上。她寫道：

　　印度國內的（民族運動）領袖幾乎都中了英國教育的毒，或則由於只聽英國對世界時事的解釋而中了毒。而印度的流亡者，因為他們生活在世界各地，能夠通過印度人的眼睛，而不光是通過英國人的眼睛來觀察世界形勢。

　　史沫特萊用尖銳的語言批判了「國內派」的狹隘性，肯定了「國際觀點」的優越性，希望能夠幫助萊帕特·拉伊改變他的使印度成為英國的自治領然後實施改革的立場。她的文章在印度引起了強烈的反響，萊帕特·拉伊首先寫文章反駁史沫特萊的觀點，他寫道：

　　史沫特萊小姐錯了，如果她認為我們全都是些嬰兒，甚至連最起碼的政治都不懂。她坐在柏林，以優越的地位寫文章，她可以把我們叫做叛徒、懦夫和白癡。但是我們知道我們決不是那樣的人……史沫特萊小姐並未說我們應該做什麼。我們是否應該組織一次反抗英國的起義，任憑敵人把我們的腦袋、骨頭以及肉體全都搗得粉碎？假如我們中間有幾個人被處了死刑，印度會不會變得更自由些，更幸福些？

　　查托的弟媳卡瑪拉·德維也捲入了這場辯論，她激烈地反對民族運動要以蘇聯為解決問題的榜樣的觀點。她以為史沫特萊是共產黨員。她尖刻地說：

　　「這些加入共產黨的朋友常常是一些沒有機會成為資本家的人，他們把這種損失轉化為一種美德。或者他們本人就是資產階級，在表面上扮演著共產黨員的角色。」卡瑪拉·德維認為：「如果認為每個人都吃飽肚子，世界就會變成天堂，那是荒謬的，只有當我們認為生命是神聖的，幸福才會開始來臨。」

　　雙方唇槍舌劍，誰也說服不了誰，辯論變得越來越感情用事。正在爭得不可開交的時候，發生了另外一件事，轉移了雙方的注意力。

　　有一位名叫凱瑟琳·梅奧的美國女作家出了一本書《印度母親》，這本書在美國很暢銷。作者在書中宣揚了這樣的一種觀點：只有基督徒和英國人在從事改革印度的社會、政治和經濟，作者在為英國繼續統治印度尋找理論根據。這本書的出版觸怒了各個政治派別的印度民族運動領袖。萊帕特·拉伊在《人民》週刊上發表了好幾篇文章，一點一點地反駁梅奧的觀點。史沫特萊作為一個美國婦女政治活動家也起來抨擊她的同胞梅奧，這使萊帕特·拉伊十分感激。在史沫特萊發表在《新群眾》報上的對《印度母親》的第一篇評論發表以後一個月，萊帕特·拉伊發表了致史沫特萊的道歉文章：

　　我原來可以用比較溫和的語調來進行評論，而且我也應該這樣做。我和史沫特萊小姐相識已達十年之久，在此期間我從未對她的誠意產生過懷疑。她不是一個能以金錢收買的人。她是個天生的革命者，具備一個革命者的一切才智、性情和習慣。她一生為了生存和榮譽進行不斷的鬥爭；她的生活本身加強了她的那些革命氣質。從個人角度講，她的動機完全是清白純潔的。她能為她的朋友的事業作出巨大的犧牲，因此就我個人所知道的，我能說，黃金對她是毫無誘惑力的……

　　正當史沫特萊和她的印度同志們抨擊《印度母親》最激烈的時刻，她的美國老朋友瑪格麗特·桑格來到了柏林。桑格一貫致力於宣傳節制生育，史沫特萊在紐約擔任過她主辦的節育刊物的負責人。這次她來柏林，主要目的仍然是宣傳節育。桑格回美國之前，要求史沫特萊儘快在柏林辦起一間節育診所。史沫特萊和過去在紐約共同從事印度民族解放運動和節育宣傳工作的同事約瑟芬·貝內特一起進行節育診所的籌備工作。她們成立了一個由有經驗的醫務人員組成的參謀委員會，由他們從事具體工作和承擔責任，以抵制公眾的抗議。

　　在當時的歐美，節育工作是一項先驅者的勇敢事業，雖然在德國節育並不是非法的，但是天主教徒和國家社會黨（納粹黨）人正在極力剝奪法律對節育的保護，而共產黨人和社會黨人也只能對節育工作提供一些象徵性的支持。要辦一間節育診所，難度之大可想而知。史沫特萊聽從凱綏·珂勒惠支的兒子漢斯·珂勒惠支的勸告，求助於醫學博士、共產黨員理查德·施米恩克，在施米恩克和一批共產黨員以及信仰共產主義的專家們的幫助下，終於辦起了節育診所。史沫特萊十分感激共產黨人，正是他們十分慷慨地用自己的才智和精力幫助了德國的工人階級和窮苦的人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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