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達書庫 > 名人傳記 > 史沫特萊 | 上頁 下頁
一四


  ……然後我在門廳裡四下環視,我見到的都是些機靈的、營養充足的富人,抽著雪茄煙,請人喝酒,付錢時擺出一副金錢對他們是無所謂的姿態。於是我想起他們怎樣掠奪搜刮生活中的美好東西,據為己有,而且絞盡腦汁為他們的所作所為辯護。我知道他們都在某處有著大筆的銀行存款——他們的錢多得一輩子也用不完……我也明白他們的每一個馬克意味著犧牲了某個地方某個工人的嬰兒。然後,我聽他們談論「無政府」以及「布爾什維主義與共產主義的危險」。當我坐在那裡聽他們談論時,我懷疑他們有沒有絲毫人性——我真的拿不准他們有沒有人類的屬性……我渴望有這麼一天的到來,那時候工人階級的高度覺悟足以把整個世界震撼得粉碎,並把這裡富人淹死在他們自己的鮮血洪流中。我很高興來到了這裡,我並沒有像我想像的那樣受到腐蝕。這僅僅使我面對面地見到了存在於人世間的最可怕的不公正現象——人對人的殘忍行為:他們用鐵石心腸對待像狗一樣活著的人們。

  迪裡厄夫人主動提出資助史沫特萊一筆錢。讓她進柏林大學讀書,一直到獲得博士學位為止。這對史沫特萊的吸引力太大了。她過去讀書,都必須同時工作,以做工所得支付學費,現在有了專心學習的機會,這正是史沫特萊夢寐以求的事情;雖然心裡有一種依賴感使她很不舒服,但她仍然無法抗拒。

  但是,富人階級對史沫特萊的「改造」並沒有成功,她還是那麼本色,那麼直言不諱,鋒芒畢露,桀驁不馴,從不掩飾自己的喜怒哀樂。史沫特萊在上流社交界的「表演」並不像蒂娜·迪裡厄夫人扮演伊萊紮那麼成功。

  這期間發生了兩件有趣的事情:

  柏林動物園從國外弄來了幾個畸形人,在動物園裡展出,據說以後還要到歐洲各國去巡迴展覽。以文明人自居的富人們看得津津有味,史沫特萊卻抑制不住心裡的怒火,她寫了一系列文章,尖銳地抨擊了這種不人道的現象。文章在報上連續發表,「展覽」只好尷尬地收場了。

  另一次是在祝賀蒂娜·迪裡厄在魏德金德的戲劇《弗朗采斯卡》中演出成功的宴會上,史沫特萊和一位不認識的英國紳士閒談,扯到婚姻問題和性問題的時候,英國紳士說:

  「這方面,從來就沒有什麼進展,以後也不會有進展的。」

  「您使我想起了猴子的故事。」史沫特萊毫不客氣地譏諷道,「猴子一定注意到了尼安得特人站直了走路。毫無疑問,猴子認為站直了走路是不自然的,它認為在走路的問題上,過去沒有什麼進展,將來也決不會有進展的。」

  史沫特萊講完,才想到問一問英國紳士是幹什麼工作的。

  「我在大使館工作,我是……英國大使。」

  史沫特萊沉默了片刻,接著就旁若無人地哈哈大笑起來。

  1927年,德國的政治生活走向危機,法西斯主義勢力正在膨脹,而德國共產黨也在不斷地發展。史沫特萊同情共產黨人,但認為自己絕對不會參加德國共產黨。她毫不隱瞞自己的觀點,她與德國共產黨的觀點有分歧,主要有兩個方面:

  德國共產黨人單純地把工人階級看作充滿忘我精神的革命理想主義者,認為一旦革命成功,工人階級的政治經濟地位問題馬上就會解決。史沫特萊認為這是不瞭解工人階級的知識分子的愚蠢的見解。她根據自己在美國中西部的生活經歷,知道工人階級並非都是天生的革命者,他們要走向革命,要經過一段十分艱難曲折的認識發展過程。她也不相信革命一旦成功工人階級馬上就能結束原有的貧窮、落後、無知的狀態,她相信消除教育水平低下和經濟貧困所遺留下來的創傷的過程是漫長而又艱巨的,其中涉及到心理上的問題,因此馬克思主義者必須研究工人的心理。

  第二是婦女解放問題。史沫特萊不相信一旦革命成功婦女就馬上能夠獲得解放。她認為勞動婦女的苦難不僅來源於階級壓迫,也來源於性別歧視。丈夫把妻子當作私有財產、性奴隸和生育工具的對象,即使在工人階級內部也很普遍。史沫特萊甚至毫無顧忌地寫道:男人只是把女人當作泄欲的工具,即使在過性生活的時候,也是只顧自己的滿足,不顧妻子的需要。她主張節制生育,勞動婦女用「生育罷工」來改善自己的處境。

  史沫特萊直言不諱地在公眾集會中陳述自己的觀點,充滿自信地表白自己的獨到見解。這時候的史沫特萊,已經是一位有社會影響力的作家、記者和日趨成熟的革命者了。

  1927年2月,在歐洲成立了一個新的國際組織——反帝大同盟。以查托為首的幾個人周密計劃了一年,訂於1927年2月在布魯塞爾召開成立大會和第一次代表大會,邀請非共產黨的國際知名人士參加,他們是:伯特蘭·羅素、艾伯特·愛因斯坦、亨利·巴比塞、羅曼·羅蘭、孫中山夫人宋慶齡和賈瓦哈拉爾·尼赫魯。他們出席了成立大會和第一次代表大會。

  反帝大同盟計劃在支持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民族主義運動方面採取統一立場,反對以維持殖民主義現狀為宗旨的國際聯盟。布魯塞爾大會開得很成功,會後發表了宣言,其內容集中闡述了兩個問題:為了民族獨立而在殖民地內部展開的鬥爭正日益高漲,預言帝國主義國家將發動戰爭以反對社會主義的蘇聯;西方的工業和礦業已逐漸轉移到殖民地,因此全世界的工人階級必須採取一致行動,才能真正掌握自己的命運。

  在會議期間,尼赫魯會見了查托和史沫特萊。尼赫魯是印度國民大會黨的總書記,他對國外的印度民族主義者的工作給予了充分的肯定,這對他們無疑是極大的鼓舞。尼赫魯以後還在好幾個場合和史沫特萊見過面,他們一直保持著友好的情誼。

  布魯塞爾反帝大同盟第一次代表大會選出了理事會,理事會成員包括尼赫魯、宋慶齡和鮑德溫,查托擔任常務秘書。史沫特萊沒有在反帝大同盟中擔任職務,反帝大同盟交給她的任務是通過中國國民黨在柏林設立的新聞處,收集有關中國的消息,在印度的報刊上報道。她撰寫了很多文章,其中包括:關於印度民族主義者在廣州、漢口和上海等地的活動;印度革命党人哈巴特·辛格在上海槍殺印度警察頭子;70名印度警察轉到了廣州起義革命政府一邊,等等。這些報道的用意在於提示人們注意,中國人民和印度人民同是帝國主義的受害者,他們應該聯合起來,擺脫帝國主義的控制。史沫特萊開始關心中國的命運,到中國去當新聞記者的決定,就是在這時候開始醞釀的。

  由於為反帝大同盟工作,史沫特萊和查托又碰頭了。他們的婚姻關係已經徹底結束,他們走到一起完全是為了共同的事業。他們都是胸襟開闊的人,在工作中坦然相處,關係十分和諧、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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