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沫特萊(11)_學達書庫

一一

　　在傾向社會主義的查托的影響下，史沫特萊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理解進一步加深了，對德意志民族和印度民族的歷史和現狀有了系統的瞭解。她與一位著名的進步女版畫家成了好朋友，這就是凱綏·珂勒惠支，後來史沫特萊把她的作品介紹給魯迅，魯迅又熱情地把她的作品介紹給鬥爭中的中國人民。史沫特萊與賈瓦哈拉爾·尼赫魯的初次會見也是在柏林時代，以後她和尼赫魯的友誼一直長時間地保持著。這時的史沫特萊，已經悟出了西方工人運動與東方民族解放運動的聯繫，她開始把注意力轉向更廣大的東方，轉向受壓迫的東方大國——中國。她開始研究中國歷史，這是她日後把自己的命運和中國人民的解放鬥爭結合在一起的思想基礎。

　　1921年3月下旬，查托帶領14人組成的代表團前往莫斯科，與其他印度人士以及第三國際代表討論印度民族運動的方向問題。史沫特萊也是代表團的成員。

　　當時，年輕的蘇維埃政權正處於極端艱難的時期，國內的反革命叛亂和西方國家的武裝干涉使蘇維埃俄國面臨生死存亡的關頭。史沫特萊在莫斯科街頭看到一群群的流浪兒童在閒逛，人民的苦難使史沫特萊感到痛心。她說，這裡人們的生活已經下降到最低水平，要是再往下降，就只有死路一條了。史沫特萊雖然在理論上承認無產階級政權在鞏固階段實行暴力專政的必要性，但一接觸到現實，尤其是得知她的朋友，無政府主義者埃瑪·戈德曼在蘇俄受到軟禁，她的認識就發生了動搖。她給弗洛倫斯·倫農寫信說：

　　監獄裡擠滿了革命中戰鬥過的無政府主義者和工團主義者。埃瑪·戈德曼和亞歷山大·伯克曼之所以沒有被關進監獄，僅僅由於他們是國際上知名的人士，但是他們也被軟禁起來了……如果我被驅逐出境，被監禁起來或者發生其他事故，我在這裡會吵得他們六神不安。

　　史沫特萊確實是個怎麼想就怎麼說、怎麼說就怎麼幹的人，她特意去看望了被軟禁的埃瑪·戈德曼，這樣做需要有不顧自身安危的勇氣。戈德曼對此十分感激，她們之間建立起了更加深厚的友誼。

　　代表團的工作進行得不順利。他們一到莫斯科車站，就遇見了剛剛在塔什幹成立的印度共產黨的領袖M.N.羅伊和阿巴尼·慕克吉。兩個代表團政見不同，在會議席上各不相讓。他們意見分歧的實質在於優先考慮哪一個問題：是反英鬥爭呢，還是在印度掀起一場社會主義革命呢？查托的印度革命委員會代表團贊成前者，他們要求把一切反帝組織，不論是共產黨的還是非共產黨的，結成統一戰線向統治印度的英國殖民主義展開鬥爭。柏林來的代表都不是共產黨員，也不是第三國際的成員，他們要求首先為印度爭取民族獨立，他們願意與其他人士共同努力以達到這個崇高的目的。但是羅伊雄辯地反駁了這種統一戰線觀點，他認為印度民族解放運動的領導權必須牢牢地掌握在目前尚在繈褓中的印度共產黨手中，他強調要把印度無產階級組織起來以確保民族運動的社會主義方向。羅伊提交了一篇斥責殖民主義的著名論文，深受列寧同志的賞識。

　　史沫特萊和查托回到柏林，德國政府在英國政府的壓力下開始進行把他們驅逐出境的活動。他們雖然最終沒有被驅逐，但成了非法居留者，被迫過著非常艱難而又充滿危險的流亡生活。德國警務人員和英國特務追蹤盯梢，隨時隨地找他們的麻煩。為了進行反擊，他們倆和他們的同志們搞起了一個叫印度情報局的組織，希望通過這個機構加速印度獨立的宣傳和組織工作。為了籌辦這個情報局，查托變賣家產，把稍微像樣一些的家具都賣掉了。

　　警務人員經常闖進查托和史沫特萊的家，翻箱倒櫃，胡亂折騰。他們只好帶著隨身行李到處搬遷，他們實際上已經沒有家了，白天不知道晚上會在什麼地方過夜，往往是在情報局裡工作到深夜，然後出去隨便找一間便宜的旅館住下。英國特工人員直接威脅著他們的生命安全，公開警告查托「當心點」！隨時有可能發生種種可怕的事情。

　　有一次，英國特工人員用藥麻醉了查托，然後把他塞進汽車行李箱，打算把他送出德國國境。幸虧有個機靈的邊界警衛員發現，這個陰謀才沒有得逞。

　　還有一次，史沫特萊、查托和幾個朋友在一家伊斯蘭餐廳裡喝巧克力飲料。喝完不一會兒，查托就昏倒在地，不省人事，醒過來以後，嘔吐不止，請來看病的內科醫生說這是砒霜中毒。

　　顛沛流離，驚恐萬狀的生活損害了史沫特萊的健康，她精疲力竭，得了風濕性的心臟病，在醫院裡住了一個多月，好容易出院回了家，又每時每刻都處於英國特務的跟蹤監視之中。

　　最使史沫特萊情緒沮喪的是她和查托的婚姻出現了裂痕；這裂痕越來越深，達到了無法彌合的地步。他們兩個人本來就是來自兩個完全不同的世界，要真正地相互融合，實在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情。查托不僅自己是個了不起的人物，他的家族也是社會地位顯赫，家族的成員都是對社會有貢獻的人。查托是印度孟加拉具有高貴血統的婆羅門望族書香門第的長子，他的父親阿貢拉納什·查托帕迪亞雅是海得拉巴地區民族主義運動的創始人，當過海得拉巴大學的校長，被英國政府強令退休並遭到軟禁，19世紀將近結束的時候去世了。

　　查托的大妹妹薩羅吉尼·奈都夫人是個女詩人、政治家，是印度國大黨的重要人物，50年代曾擔任過西孟加拉總督。弟弟希蘭德拉納什既是詩人，又是演員，還是著名的電影導演和劇作家，活到本世紀80年代才離世。出身在這樣一個人才輩出、赫赫有名的婆羅門世家，受過完整的傳統教育，能說幾國語言的查托，很為自己的出身和家庭自豪，他熱愛祖國，投身民族解放運動，甚至能夠理解馬克思主義，接受社會主義思想，但是在他的世界觀和思維方式的深層，傳統的婆羅門貴族觀念沒有改變，也不會改變。查托的家族包括他自己，最終肯定無法接受史沫特萊這樣一個出身於美國默默無聞的勞動者家庭的女人。

　　史沫特萊在《中國的戰歌》這部作品裡曾經這樣分析她和查托的關係：

　　我和查托共同生活的開始，就是兩個時代、兩種文化的結合。我是一個美國勞動婦女，不正常的商業文明的產兒。他是一個印度望族的子弟，具有玄奧、高雅的婆羅門思想，再加上英國的古典正統教育。雖然他恨英國的一切，但更鄙視以金錢衡量一切事物的美國資本主義。他的思想是現代的，但他的感情卻深深紮根於印度教和伊斯蘭教的教義之中。

　　衝突是不可避免的，愛情在這種衝突面前也變得無能為力。他們都陷於深深的矛盾和痛苦之中，無力自拔。他們有共同的革命理想，願意以共同的事業而不是以生兒育女作為家庭生活的基礎，貧困的生活和險惡的環境都不能磨滅他們的愛情的光彩；但是歸根結底查托仍然要按照東方傳統的家庭觀和婦女觀的準則去衡量史沫特萊，要求她像傳統的東方婦女一樣具有馴順、貞潔的品質，而這正是史沫特萊所不具備的。他不能容忍他的妻子在跟他結合以前跟別的男人有過性關係，至於他自己結過兩次婚，也有過情人，按照東方傳統觀念，這是不需要計較的。

　　印度民族主義團體中的成員都是男人，在這個問題上他們和查托的觀點完全一致。於是就有一些人有意無意地製造一些流言蜚語，說史沫特萊在紐約時男朋友眾多，難免跟其中某些人上過床。查托很生氣，就用「別的男人不要的剩餘物資」這樣的話來侮辱史沫特萊。史沫特萊反唇相譏：你不也是別的女人不要的剩餘物資嗎？況且查托和他那位愛爾蘭妻子並沒有正式離婚。後來史沫特萊在上海知道了「姨太太」這個詞，回想起和查托在一起的生活，自嘲說，當時我不過是充當了一個「姨太太」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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