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沫特萊(12)_學達書庫

一二

　　查托認為，公開向他的家庭和上層社會的朋友承認有這樣的一位妻子是一種恥辱，有損他的家族榮譽和他自己作為印度革命委員會領導人的尊嚴。有一次，幾位著名的印度人士來到柏林，查托約好了去會見他們。而就在同一天晚上，史沫特萊和幾位美國朋友約好了到劇院去看演出。史沫特萊感到很抱歉，征得查托的同意後，史沫特萊就到歌劇院去了。當戲的第一場演了一半時，史沫特萊感到坐不安穩，總覺得她應該陪同丈夫去會見客人。她走出了歌劇院，匆忙趕到查托和朋友會見的旅館，愉快地微笑著出現在查托面前，哪裡料到她的到來使查托萬分尷尬。他惱火地一下子把她拖出門外，說：

　　「你瞧，你幹嗎到這裡來？難道你不知道你這樣做會使我的地位不堪設想？我不能把你介紹給那些人——他們都認識我的家族，我怎麼能夠把你介紹給他們呢？」

　　史沫特萊聽了目瞪口呆，大為震驚，問道：

　　「你的家族？那你究竟為什麼不能把我介紹給那些認識你的家族的人呢？」

　　「啊，這是辦不到的，你一定得馬上離開這裡！」

　　史沫特萊回頭一看，見到所有這些印度人都驚訝地望著她，似乎把她當作一個下流女人。

　　史沫特萊在夜晚的柏林街頭徘徊了幾個小時，心裡充滿了委屈和悲傷。

　　在所有旅居歐洲的印度人眼裡，查托是一位才華出眾很有威望的長者，家裡經常人來人往，流亡歐洲的印度民族主義者往往是一下了火車就直接投奔查托而來，有些還是很年輕的學生。史沫特萊觸動了母性心腸，對他們充滿了同情，不遺餘力地照料他們的吃住。但長此以往，經濟上和體力上都不勝重負，她外出授課和做家庭教師的收入已經不敷支出，她不得不到處借錢，最後到了債臺高築的地步，只好擠出時間寫點東西掙錢。三年來，她就是這樣默默地支撐著這個家。

　　但是儘管這樣，她還要承擔一切家務：做飯、洗碗碟、擦地板、洗衣服、熨衣服，一聲不響地為丈夫和到家裡來的一切印度人做著這一切。按照印度的風俗，吃飯時必須讓男人先吃飽，女人只能吃男人剩下的飯菜。他們夫妻倆吃飯時是不是按這種風俗辦，不得而知，不過每到開飯的時候，總會有兩三個突然來到的客人，那麼史沫特萊就只好日復一日地犧牲自己的那份食物。而這些印度客人並非全是為民族解放事業獻身的同志，有不少只是來做生意的，查托一視同仁地款待他們。這種封建的生活方式終於激起了史沫特萊的憤怒，她在給她的朋友、丹麥女作家卡琳·米凱利斯的信中寫道：

　　我把一生獻給了印度，但我卻不得不為商人做飯，而且我還得坐在旁邊聽他們高談闊論，說什麼歐洲的女人全是娼妓。而且，從清早到深夜我得應門鈴，接電話，那是催我丈夫還錢的人打來的電話——我丈夫從未借過這些錢，是別的印度人借的，可是他同意代他們還債，因為他說，這與印度的榮譽有關。事實上一筆一筆的債都得由我去還清。該死的印度榮譽！

　　史沫特萊終於經受不住精神上的痛苦和肉體上的重負，她病倒了，得了嚴重的神經官能症。晚上她整夜整夜地失眠，得服用大量的安眠藥才能入睡，白天整天情緒沮喪，目光呆滯，似乎對一切都失去了興趣。為了挽救自己，她決定離開查托，即使只離開一段時間也好。1923年夏天，她得到女友莉拉·辛格的幫助，到奧地利阿爾卑斯山脈去住了兩個月。到了9月，史沫特萊的身體和精神狀態都基本恢復了正常，她回到了柏林。

　　史沫特萊的出走使查托害怕了，他怕她會離開他。她一回來，他就把她緊緊地纏著不放，說沒有她他就無法生活，無法繼續從事印度獨立的工作。史沫特萊說不知道自己還愛不愛他，但事實上查托還是佔據著她的心，她想用時間來醫治內心的創傷。查托向她發誓，放棄要求她服從東方習俗的權力，懇求史沫特萊重新跟他生活在一起。她雖然明知道跟他在一起將會很痛苦，但還是答應了他的懇求。

　　史沫特萊決定繼續留在柏林是因為她打算申請進入柏林大學學習。她嚮往學習，想使自己真正地登上文化的巔峰，這個心願她從來沒有放棄過。她的申請沒有獲得准許，因為她無法提供在美國學校念書的成績單。她寫信回紐約，請朋友們幫助她弄到成績單寄來。她和查托說好，如果明年春天進不了柏林大學，她就要回美國去。她已經31歲了，但仍然覺得自己是一個「無知的、沒有教養的、不成熟的動物」，她迫切地希望有機會繼續學習。

　　她和查托又回到了原來的那個家，過的還是原來那樣的日子。史沫特萊的情緒又抑鬱起來，健康情況又開始每況愈下，終於又完全病倒了。她的病情一天天地發展，已經嚴重到出現神經性發作的症狀。當病發作的時候，她喪失了對自己身心的控制能力，她渾身哆嗦，跌倒在地。她整夜失眠，服用的安眠藥劑量越來越大，藥性越來越烈。但只要身體稍微可以支持，她仍然堅持寫作。史沫特萊自身婚姻的不幸遭遇使她對婦女問題產生了更加激進的看法。她認為，婦女雖然在自然屬性，例如體力方面不能取代男性，但在社會屬性方面，婦女不應該是低能的。是男性扭曲了自然的面貌，使婦女一直被迫處於與她的天性不協調的地位上；但她又不得不安於這種地位，因為惟有這樣才能滿足男人的虛榮心。

　　她在給弗洛倫斯·倫農的一封信中寫道：

　　我不明白為什麼婦女就不該成長起來，發展與她的天性相適應的一切才能，至於發揮什麼樣的才能，那是無所謂的……我不願意接受人們現在對婦女地位或男人地位所提出的社會準則，因為我不認為今天的社會對男人或女人或階級的看法是合理的、正常的。在性別上有差別的自然面前我低頭承認，但是在建築於統治階級妄想掌權的基礎上的社會制度面前，我決不低頭。這個制度從家庭與學校開始，錯用了生命的源泉。在這種制度下，成千的婦女受到挫折，被迫啞口無言，她們的才智從來得不到發展；但是假設在一個良好的環境中，她們的天性會促使她們充分地發展她們的聰明才智。

　　……我確實恨的是男人，尤其是那種男人，認為一個女人必須有一群孩子圍著她的裙子轉，否則這個女人就該永遠永遠受到詛咒……今天太多的婦女只是無目的地生孩子。我的思維方式認為生孩子是一件不同尋常的事，只有當你明確了生命的意義以及為什麼你要產生一條新生命以後，你才能生孩子……

　　史沫特萊對婚姻也有自己獨特的看法，她認為當婚姻約束了婦女的社會屬性，並且使她們的自然屬性也遭到扭曲的時候，這種婚姻是毫無意義的。她相信人類將來的發展一定會導致婦女自身的完善，使她們的聰明才智能夠充分發揮。她把這些觀點寫成論文發表，這在當時的社會條件下是具有振聾發聵的意義的。

　　德國的朋友們勸史沫特萊進行精神分析治療，給她介紹了一位精神分析學家，是一位名叫伊麗莎白·內夫的中年女醫生，弗洛依德學說的正統派。

　　紐約的朋友們也紛紛寄錢，資助她的治療。而查托卻把精神分析嘲笑為傳教士的說教和巫術迷信。史沫特萊覺得已經走投無路，就在1923年底開始接受內夫醫生的分析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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