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沫特萊(10)_學達書庫

一〇

　　也是在1919年，社會黨內部發生了分化，它的左翼公開宣告世界正處在危機之中，資本主義制度的分崩離析過程已經開始。社會黨全國執行委員會卻聲明它的信仰是用民主的、漸進的方式達到黨在國內的目的。全國執行委員會宣佈開除號召立即發動全國革命的左翼。9月間，被開除的左翼分成兩派：一派是由約翰·裡德、本傑明·吉特洛和威廉·B·勞埃德領導的共產主義勞工党；另一派是以俄國革命和布爾什維克党為榜樣的美國共產黨。兩個左翼派別都邀請史沫特萊參加，但她都拒絕了，她繼續為《號角》工作。她歡迎俄國十月革命，她相信社會主義制度更可能給貧苦的勞動階級、婦女和少數民族提供均等的機會。她嚮往俄國革命，希望能有機會親自到俄國去看一看。

　　1916年到1919年這三年，是史沫特萊在政治上從幼稚到逐漸成熟的三年；這三年，她寫了很多內容新穎、富有創見的文章，也是她在寫作上技巧逐漸成熟並形成自己的獨特風格的三年。

　　第四章　愛之殤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歐洲各國普遍受到革命浪潮的衝擊，政治局勢動盪不安，在各國的印度民族主義者的活動更加頻繁。達斯和印度自由之友的其他領導人都希望能夠派一名成員去歐洲，主要是去德國，以便與柏林的印度民族主義積極分子取得聯繫。他們還打算派一個代表團去參加1921年夏天在莫斯科召開的印度民族主義者最高級會議。大家都認為，史沫特萊是最合適的人選。史沫特萊也很高興有機會去親身感受一下歐洲的革命，這完全是出於一個新聞記者和作家對世界的關注和責任感。

　　在兩年前那一宗所謂的間諜案中，史沫特萊和達斯雖然獲得了保釋，但美國官方對他們兩人的起訴並沒有撤銷。在這樣的情況下，史沫特萊不可能得到出國護照。她決定想辦法不要護照出國。

　　1919年歲暮的一天，史沫特萊在紐約的碼頭上徘徊，她的心早已飛向煙波彌漫的大洋彼岸。歐洲是她童年時代憧憬著的童話王國，那裡現在正發生著對一個新聞記者有著強烈吸引力的事件。這時，一艘停泊在碼頭上的行駛美國——波蘭航線的貨船正在招募女招待，史沫特萊加入了長長的應聘者的行列，結果她被雇用了。1920年初，她登上了這艘前往波蘭的貨船。史沫特萊在船上一直工作到12月，才找到機會在波蘭格丹斯克跳下貨船上了岸，興奮地踏上了歐洲的土地。她的隨身物品只有一架手提式打字機和一個公文皮包。沒有護照和簽證，她被波蘭海關扣留了。史沫特萊打電報給柏林印度革命委員會求助，委員會的領導維連德拉納什·查托帕迪亞雅馬上跟德國外交部聯繫，史沫特萊獲准通過波蘭國土，順利到達柏林。

　　戰敗的德國經歷了1919年的社會主義革命，導致威廉皇帝退位和魏瑪共和國的建立，以李蔔克內西和羅莎·盧森堡為首的革命左派遭到殘酷的鎮壓。德國勞動人民在貧困和絕望中掙扎，失業人數不斷增加，工人的工資不及戰前的一半。為了得到不足以果腹的土豆和一塊小小的豬油，人們不得不在刺骨的寒風中從早到晚排隊等待。史沫特萊親眼看見過倒臥街頭的餓殍。在這樣的背景之下，希特勒的納粹主義開始抬頭，他們高叫著「國家社會主義」的騙人口號，利用人民的貧困和對戰勝國的憎恨，迅速發展著自己的勢力。

　　柏林作為歐洲印度民族主義運動的中心已有十年之久。大戰期間，柏林的印度革命委員會曾經與德國外交部緊密合作，秘密策劃以暴力推翻英國在印度的殖民統治。在戰後的動盪年代，德國政府至少在表面上仍對印度革命委員會持保護態度，而實際上委員會已處於半地下狀態。史沫特萊在紐約時已經是一位很有名氣的成功的組織者和宣傳者，很快她就被吸收入會，成為柏林印度民族主義者隊伍中的一名主要成員。

　　然而，面對著柏林的種種現實，面對著陌生的人和陌生的環境，史沫特萊感到孤獨寂寞。她對德語一竅不通，不能隨意與周圍的人交談，使她產生了一種與世隔絕的感覺。她懷念在紐約的朋友們，特別是親密的女友弗洛倫斯·倫農。史沫特萊出獄以後找不到房子住，弗洛倫斯不怕警察特務找麻煩，邀史沫特萊與自己同住，史沫特萊很感激，一直保持著和她的親密友誼。史沫特萊在給弗洛倫斯的信中幽默地說：「我正在學德語，我能說『我有一條狗』，這是一個星期的進步。」

　　孤獨寂寞的史沫特萊愛上了維連德拉納什·查托帕迪亞雅。查托生於1880年，比史沫特萊大12歲。他出生於孟加拉名門望族，早年在印度受完基礎教育，就到倫敦去學習法律。在倫敦，他成為處於萌芽狀態的印度民族主義運動的積極分子，因而被學校開除。為了逃避英國官方的搜捕，他移居巴黎，流亡歐洲各國，最後來到柏林，成為柏林印度革命委員會的領導人。他是個卓越的印度愛國者、有經驗的民族主義運動的組織者和領導者，無論從哪方面說，他都是一個了不起的人物。他在印度民族主義者中有很高的威信，大家都親切地叫他「查托」。

　　20多年後，史沫特萊在她的《中國的戰歌》這本書中這樣回憶查托：

　　他頭腦敏銳，性格剛毅果斷，對敵人像騎士的軍刀般冷酷無情。他臉色黧黑，身材瘦臒，一頭濃濃的黑髮，兩鬢斑白。他的臉部表情威嚴可畏……在我眼裡他像迅雷、閃電、暴雨。無論他僑居在歐洲還是在英國，他給英國人的印象差不多總是那樣的：他對於那些征服他的祖國的島上人仇深似海，難以探測。

　　查托的形象在史沫特萊心中閃閃發光。28歲的史沫特萊依然以少女般純真的心去感受愛情：只有一個在事業、教養和毅力等方面都能夠成為她心中的偶像的男人，才能點燃她心中的愛火；查托就是這樣的一個男人。史沫特萊全身心地投入這忘我的愛情之中，查托成了史沫特萊感情生活的中心。她對自己說，如果他有危險，我想我會赤著腳走遍天涯海角去救助他的。

　　史沫特萊和查托深深地陷於熱戀之中，很快就生活在一起了。查托在英國留學的時候，娶過一位英國妻子，流亡歐洲時在1912年離了婚，後來又娶了一位有錢的愛爾蘭姑娘，她現在待在英國一個修道院裡，當了一名修女。史沫特萊也是個結過婚的人。過去的經歷並沒有妨礙他們，反而幫助他們更深刻地理解愛情。一切都已成為過去，現在世界上仿佛只有他們倆，其他的一切都不存在，只有他們倆才是真正志同道合的伴侶。

　　史沫特萊和查托在一起過著革命流亡者的艱難的日子。為了生活，史沫特萊當了柏林大學英語研究室的教員，還在印度史研究室授課。此外，一個星期還要當三個晚上的家庭教師，教授英語，忙得不亦樂乎。在家裡，她還要克盡為妻子的責任，照料好查托的生活，好讓他有充沛的精力為印度民族解放事業奔忙。史沫特萊喜歡整潔，總是把家裡收拾得井井有條。她還學會了做印度菜，雖然做得不太地道，但查托吃得開心極了。儘管工作複雜，家務繁重，史沫特萊在這段時間裡還發表了許多篇有關印度歷史和婦女問題的論文。愛情使史沫特萊精力充沛，渾身有使不完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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