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沫特萊(8)_學達書庫

八

　　萊帕特·拉伊曾經會見過卡達爾党的成員，他拒絕跟他們合作，理由很明顯：第一，拉伊反對用暴力手段徹底推翻英國殖民統治，他認為這完全是浪漫的、不切實際的幻想，只會使印度陷於更大的災難；他不贊成印度完全脫離英國，主張用和平的方式爭取印度在英聯邦內實現自治。第二，他反對卡達爾党人和德國建立聯繫並接受德國的幫助。萊帕特·拉伊生氣地警告史沫特萊，不讓她和卡達爾黨人在一起。史沫特萊從未到過印度，對印度的國情毫不瞭解。在十月革命的鼓舞下，她越來越信服卡達爾黨的觀點，她不聽拉伊的勸告，認為拉伊只代表印度的上層階級和地主。她也像達斯和高斯那樣滿腔熱情而缺乏實際鬥爭經驗，她只知道，卡達爾黨人是被從自己的祖國土地上驅趕出來，浪跡世界各地的志士，他們在絕望的深淵中掙扎著、鬥爭著。史沫特萊認定他們的目標是正義的，她並不認為他們的做法脫離實際。她當了達斯和高斯策劃武裝鬥爭的紐約代理人，把她在紐約威弗利普萊斯的住所作為卡達爾党人聚會的場所和書信往來的傳送站。

　　史沫特萊認識的印度人多了，家裡也經常有印度人來來往往。人多了什麼樣的都有，有時候就免不了產生一些麻煩。按照印度的傳統觀念，一個女人，只有當她嫁了丈夫，用上丈夫的姓，稱為某某夫人的時候，才會在社會上被人承認。史沫特萊是個離過婚的獨身女人，一個開放的、縱情的美國女人，而且是這個群體中惟一的女人。於是史沫特萊有時候會受到一些無聊的同夥的騷擾。這使她很煩惱，也使她悟出了一個道理，原來民族解放和婦女解放並不是互相等同的一碼事，即使民族獲得了獨立，也還不等於婦女就獲得了解放。婦女的解放是更加任重道遠的問題。

　　史沫特萊雖然和萊帕特·拉伊在觀點上和行動上有著很大的分歧，但她仍然十分尊敬拉伊，把他當作父輩，感到跟他在一起沒有任何壓力，不像跟她那些中產階級朋友在一起那樣拘束，那樣自慚。史沫特萊具有把被壓迫人民的解放事業當作自己的人生目標的博大胸懷，可以說是從萊帕特·拉伊的影響開始的。

　　卡達爾黨的活動受到了美國軍事情報官和移民當局的注意，他們開始截留和檢查高斯和達斯的信件。史沫特萊的住所也受到了便衣警察的監視。

　　1918年3月19日，狂風大作，暴雨傾盆，天昏地暗，警察闖進了史沫特萊的住所。因為他們認為，此地已經成為處境危險的印度人的聯絡站和避難所，還可能藏有秘密信件和名單。軍事情報官和司法部的人毫不理會史沫特萊作為一個美國公民的強烈抗議，把她的住所翻得亂七八糟，接著就把她帶去審訊。便衣警察在她的公寓附近監視了兩天以後，抓到了從舊金山回來的高斯。

　　史沫特萊被單獨囚禁起來，經常提出去受審訊。很明顯，官方的目的是要得到一個記載著卡達爾黨人秘密通信名單和黑色的筆記本，而這個筆記本正是由史沫特萊保管著。

　　史沫特萊後來在《大地的女兒》中記下了當時的過程和感受：

　　裡面的一扇門終於打開了，經過室內走廊我被領到一間長長的房間裡去。我說了姓名，父母何人，國籍。不，我不是德國出生的，我父母也不是。十分，十分肯定。我父親有印第安人血統，我母親也是老美國了。從印度來的印度人？不是，是美洲的印第安人。

　　別的人進來了，帶著我房間裡的一切東西——我的書，衣服甚至髒衣服。我看著他們，一言不發。他們把書摞起來，成了一小堆——我恐懼地發現其中有我那黑色筆記本。

　　我瞥了這房間一眼——一個吃得很肥的男人，角落裡的英國人，薄嘴唇的審問者，然後看了看桌子上的黑色筆記本。我又坐下了。

　　「對了，慢慢來，然後談談。」其中一個人說。

　　我抬頭看了看。「別麻煩我，我跟你們無話可說。」

　　「年輕的女士——這是戰時，跟美國玩遊戲是很危險的！」

　　「美國？我就是美國的一部分，這一部分並不比你的那一部分來得少——比角落裡那個英國口音的德國人多得多！」

　　「你要無禮，不會對你有好處！我知道你自以為了不起，保護那些跟你在一起出出進進的黃狗。」

　　「黃狗？」

　　「亞洲佬——你知道我的意思。」

　　「什麼亞洲佬？」

　　「這裡是你前幾天寫給高斯的一封信，告訴他怎麼從這個國家逃出去。你知道他是犯了法的在逃犯！你作為公民的責任是報告警方，這個人在哪裡？」

　　我注意角落裡的英國人——我作為公民的責任，真是！

　　「我不明白你在說什麼。」我回答。

　　「你在說謊！我們可不想同一個德國間諜浪費時間！」

　　「你說誰是德國間諜？你說！你們才是肮髒的英國間諜！」

　　夜裡，史沫特萊躺在冰冷的鐵條床上發抖。天好像永遠也不會亮起來，她的思緒集中到那本黑色的筆記本上：要是他們發現了筆記本的內容，後果將會不堪設想，同志們就得認為是我出賣了他們！

　　史沫特萊被囚禁在曼哈頓的托姆斯監獄。一個個排成一行的極小的鐵格子窗子就像一塊塊墓碑，整座監獄就像層層疊疊的墳場，陰森得叫人毛骨悚然。「托姆斯」這個詞，就是「墳墓」的意思。

　　史沫特萊在牢房裡和四位女難友朝夕相處，出獄以後，她根據自己在獄中的生活體驗，創作了短篇寫實小說《鐵窗難友》，栩栩如生地描繪了四位女難友的形象。在史沫特萊筆下，監獄生活反映出人生百態，是當時美國社會生活的縮影。《鐵窗難友》後來發表在美國社會黨的機關報《召喚》上，被認為是史沫特萊最成功的文學作品之一。

　　四位同監女囚都是來自社會底層，奈麗為生活所迫淪為娼妓，她因為用榔頭敲了一個男人的頭而被關進監獄。審訊她的道貌岸然的法官正是她的一個「客戶」，她當庭給了他一頓辛辣而幽默的揭發。法官判處她繳納一筆罰款，奈麗執意要那位法官替她付錢。奈麗每天在監獄裡嬉笑怒駡，什麼話都敢說，「她把滿腔怒火都化為詛咒的暴風雨，向著男女看守和典獄官劈頭蓋臉地潑去」。奈麗對史沫特萊說：「你是個好人，為什麼會到這種地方來？我覺得你是對的，我也曾是個好姑娘。」奈麗出獄的時候，沒有人來接她，她破舊的皮鞋在水泥過道上咯咯地響著，一個人孤孤單單地再次向黑暗險惡的社會走去。

　　梅是一個48歲的婦女，為了一個心愛的男人，成為職業的偽造文書的罪犯。她年輕時當過演員，後來年紀大了，只好到工廠去做工。史沫特萊問她：

　　「你為什麼不留在工廠裡幹下去？」她回答：「你到工廠去幹一陣子就會明白了。」除了偽造文書她什麼也幹不了，難道上街去拉客？她老練地告訴史沫特萊，監獄方面一定會在她這種政治犯身邊安排一個暗探，以便從她嘴裡套取情報。為了嘲笑史沫特萊的幼稚，她說，她本人可能就是暗探。梅是一個被罪惡的社會扭曲了善良本性的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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