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沫特萊(7)_學達書庫

七

　　1917年4月6日，威爾遜總統下了對德宣戰的命令，無數群眾在風雨中集合在紐約聯合廣場高呼反戰口號，史沫特萊也參加了。遊行隊伍從紐約行進到周圍的城鎮，到處都有支持反戰的人群。史沫特萊第一次看到了組織起來的群眾的偉大力量；自己是他們中的一員，也是充滿了力量的，她很自豪。她第一次在街頭向群眾發表了反戰演說。關於這第一次演說，後來史沫特萊在她的自傳體小說《大地的女兒》中有一段描述：

　　有人把我推到前面去，叫我跟他們講話……我聽人講過也在小說裡讀過，一個普通男人或女人如果突然面對大的責任會變得高大起來，他們講的或做的多麼雄辯，多麼光輝燦爛，於是聽眾狂熱地鼓掌歡呼。似乎從這一刻起，他們就成為名人了。但是我可不是小說裡的人物，我站在汽車的擋泥板上，驚異地看著工人們往上看的臉。我明白我既無知心裡又亂，說了幾句話，我就下來了。

　　這次演講是不成功的。史沫特萊知道，她要講的她心裡都明白，至少比她的中產階級朋友們明白得多，但是她膽怯，她講不好，畢竟這是第一次。

　　這時候，史沫特萊接到家裡的來信，說弟弟約翰為生活所迫，偷了別人的一匹馬，坐了牢。史沫特萊生氣極了，要是他偷的是麵包，那還情有可原，因為他饑餓；可是他偷的是一匹馬。史沫特萊寫信把弟弟狠狠地責駡了一頓，她氣得都不會選擇詞語了：「你怎麼這樣混帳，竟偷起東西來了！」不久，小弟弟薩姆來信了，他說約翰出獄以後，在俄克拉荷瑪做苦工，被陰溝塌方壓斷了頸骨，很快就死去了。現在家裡生活無著，如果艾格尼絲不能支持他到技工學校去讀書，他準備到歐洲去打仗。這封信對史沫特萊無異於晴天霹靂，她心裡的痛苦無法形容，深深的自責比悲傷更劇烈地撕裂著她的心，她恨自己沒有給家裡更多的幫助。她回了信，給家裡寄了錢，勸薩姆不要去當兵，她答應一定儘快寄錢幫助他上學。可是妹妹默特爾卻跟姐姐不一樣，她是個主戰派。她在聖迪戈做支持戰爭的工作，說這是為了國家。史沫特萊激動地寫道：「誰的國家——那個會讓我們像母親一樣地死去，像蒂莉姨媽一樣當妓女，像約翰弟弟一樣死得像只老鼠的國家——是誰的國家？」

　　1917年3月，史沫特萊到哥倫比亞大學去聽了印度民族解放運動領導人萊帕特·拉伊的一次演講。他在演講結束時說的一段話使史沫特萊受到了極大的震動：「你們美國人——你們的制度，你們創造文化的閒暇是建立在別人受強權奴役的身軀上，這時候你們能夠心安理得嗎？難道你們這種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律是你們生活中的法律嗎？若果如此，你們是沒有靈魂的機器，我們印度人正在為自由努力工作，難道你們也像英國人一樣以為你們自己才配享有自由？你們說，你們的戰爭是為了民主，我對此表示懷疑——你們的原則不包括亞洲，而亞洲人卻占人類的四分之三。」

　　史沫特萊被萊帕特·拉伊的演說深深地打動了。一個星期天，她去拜訪萊帕特·拉伊。這是一位40多歲的中年人，膚色黝黑，頭髮裡夾雜著一綹白髮，相貌醜陋，神情嚴厲，臉的一邊有一條傷痕，一隻眼睛幾乎已經瞎了。1913年拉伊被印度國民大會黨派遣到英國去陳述他們的立場，由於戰時英國入境限制而被滯留在美國。拉伊在美國已經逗留了將近五年。拉伊是一位有豐富經驗和組織能力的政治家，也是一位研究印度民族問題的學者。在美國，他在自由主義雜誌上發表文章，使美國人瞭解印度，吸引盡可能多的美國進步人士支持印度民族解放事業。愛爾蘭裔的美國人弗朗西斯·哈克特是一位愛爾蘭民族運動的鬥士，認識拉伊以後，他把從事愛爾蘭民族運動和支持印度民族解放鬥爭結合起來，給了拉伊有力的支持。

　　《民族》雜誌的發行人奧斯瓦爾德·維拉德也是拉伊的事業的熱情支持者，他把《民族》雜誌作為發表鼓吹民族解放的文章的園地。新婦女運動聯盟的創始人亨利埃特·羅德曼也是萊帕特·拉伊的崇拜者。史沫特萊通過索伯格的介紹認識了她。可惜她在20年代初期就過早地逝世了。1917年，美國印度自治運動聯盟建立，萊帕特·拉伊是這個組織的領袖。這個組織以紐約為活動基地，它的宗旨是運用非暴力手段使印度實現自治，成為英聯邦內的一個自治領。拉伊認為，印度在英國殖民者的長期統治下，極端貧弱，文盲充斥，一旦完全脫離英聯邦，很可能會落入另一個更強大的帝國主義國家的魔爪。

　　像小草一樣幼稚而本色的史沫特萊，對萊帕特·拉伊產生了一種像對父親一樣的崇敬和信賴的感情。史沫特萊從小看慣了生活中的種種不公平，種種以強淩弱的殘酷事實，她憎惡強權，痛恨壓迫，總是自然而然地、自覺或不自覺地把自己的命運同像自己一樣的被壓迫者的命運聯繫在一起。拉伊的事業吸引了史沫特萊，這也是很自然的事情。與拉伊的會見改變了史沫特萊的生活道路。幾個星期以後，她放棄了她原有的秘書工作，搬出了和索伯格·布倫丁一起居住的格林尼治村，在靠近拉伊住所的威弗利普萊斯租了一個房間，白天給拉伊當秘書，晚上仍然上紐約大學夜校學習。

　　過了不久，史沫特萊接觸了印度民族主義者的另一個派別，這個派別比萊帕特·拉伊的印度自治運動聯盟規模小得多，但卻對她產生了更大的吸引力，這就是主張以暴力革命推翻英國殖民主義統治，爭取印度完全獨立的卡達爾黨。卡達爾党的成員大部分是本世紀初移民加利福尼亞的印度錫克族自耕農和工人。他們使史沫特萊想起了自己家鄉的礦工和農民，產生了一種親切自然的認同感。卡達爾党的領導層主要是孟加拉人，拉姆·錢德拉是個沒有政治經驗的年輕知識分子。薩林德朗那斯·高斯和塔克拉納斯·達斯也是孟加拉人。高斯在孟加拉時就是一個帶有劫富濟貧的遊俠色彩的年輕大學生，1916年他22歲的時候，被孟加拉民族主義組織派到美國，目的是加強孟加拉民族主義組織和卡達爾黨之間的聯繫。達斯是美國籍公民。他們都參加了卡達爾党，成為這個党的核心成員。他們向史沫特萊描述用革命暴力爭取印度獨立的前景，使出身西部貧窮家庭的史沫特萊十分動心。

　　卡達爾黨人不像萊帕特·拉伊那樣把民族運動停留在宣傳和學術活動的領域，他們急切地要把革命付諸行動。他們認為，世界大戰給印度國內的武裝鬥爭帶來了一個好時機。他們通過一個在柏林的民族主義委員會接受德國政府在經濟和技術上的支援。達斯1917年春還去了一趟日本，打算從那裡把武器和人員運回印度。高斯在美國也作著同樣的準備。正在這時候，在俄國爆發了十月革命，卡達爾黨人受到極大的精神鼓舞，對他們來說，這是一個以革命暴力推翻反動政權的範例。卡達爾黨人的活動更加積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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