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沫特萊(6)_學達書庫

六

　　他從來沒有用這樣的語調對她說過話。就在這一瞬間，她與他之間的鴻溝變得難以填平了。他只想到艾格尼絲舉止失禮，缺乏教養，引人注目，沒有想到一個女人做了人工流產以後肉體上的痛苦和負擔。他本來應該撫慰她，卻竟然對她吆喝起來。艾格尼絲失望了，她斷定，厄恩斯特原來與一般把婦女當作家庭奴隸的男人並沒有多大區別。而在厄恩斯特這方面，他固然珍愛艾格尼絲的獨立精神和上進心，佩服她的堅強意志，全力支持她的求學和工作，但他怎樣想也想不通，為什麼她就不能同時做一個好妻子和好母親？他需要一個安安穩穩的幸福家庭，渴望享受夫妻廝守、子女繞膝的樂趣。這本來是很自然、很正常的。而艾格尼絲卻無論如何也不能把自己的社會角色和家庭角色統一起來。兩次了，她就是不要孩子，沒有一點商量的餘地，這使厄恩斯特受不了。他們的愛情的絢麗的羅曼蒂克色彩一天天地消失，兩個人之間的裂痕也一天天地加深了。厄恩斯特終於看出，艾格尼絲作為妻子永遠也不會快活，而自己作為丈夫也是永遠無法使她快活的。

　　這年秋季，艾格尼絲回到聖迪戈去繼續工作，厄恩斯特離開了運河工地，在聖迪戈開了一家加油站，買了一輛汽車，艾格尼絲很快就成了一個熟練而大膽的駕駛員。艾格尼絲參加了一個名叫「自由論壇」的組織，並且成為這個組織的秘書。自由論壇的工作成了她課外社交活動的主要內容。她請了許多自由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到學院裡來演說，包括印度民族主義者和詩人拉賓南特拉德·泰戈爾，主講墨西哥形勢的林肯·斯蒂芬斯和主講愛爾蘭民族運動的科內林·利漢，還有1916年社會黨的總統候選人阿倫·本森。艾格尼絲和厄恩斯特的家成了社交活動的中心，艾格尼絲在家裡接待西部牛仔老鄉，和他們一起彈吉他，唱民歌。

　　可是艾格尼絲的心裡充滿了痛苦，要維持和厄恩斯特的婚姻是越來越困難了。厄恩斯特離開運河工地到聖迪戈來，原是想有更多的時間跟妻子在一起，現在他也發現兩顆心已經無法靠近了。厄恩斯特終於首先提出了離婚。他對艾格尼絲說，他們的友情將保持到永遠，如果艾格尼絲遇到困難，他一定會去幫助她，無論在地球上的任何地方。

　　艾格尼絲孤零零地留在了聖迪戈。這時候，命運跟她開了一個大大的玩笑：她丟失了錢包，錢包被人交到聖迪戈師範學院院長愛德華·哈代手裡。他打開錢包想知道失主是誰，發現了一張粉紅色的社會黨黨員證，上面是本學院中專部教師艾格尼絲·史沫特萊的名字。他把她叫來，辭退了她，並建議她馬上離開此地，否則她的妹妹，默特爾·史沫特萊，明年畢了業就不可能得到教師的職位。

　　艾格尼絲決定離開聖迪戈到紐約去找工作。與厄恩斯特的婚姻使她難忘，但沒有怨恨。後來她在一封給好友的信中寫道：

　　我脫離低水平的思想、生活和文化，靠的就是他的力量，他是我惟一的支持。如果沒有他，我不知道我是否會認識世界上還有另一種生活。我沒有遺憾，但我很難過他受到了創傷，而他是愛我的。只有一個能為我受苦的、愛我的男人才能幫助我。我欠厄恩斯特的比他所能設想的要多得多。

　　厄恩斯特後來跟一位名叫埃莉諾的姑娘結了婚。埃莉諾溫順、善良，家庭生活十分和諧、幸福。厄恩斯特一家與艾格尼絲一直保持著真摯的友誼。艾格尼絲在《大地的女兒》中曾經以深情的筆調回憶道：

　　我緊緊地抱著自己的頑固不放，使厄恩斯特吃盡了苦頭，儘管如此，他不但沒有責備我，還從心裡安慰我。他是一個了不起的男子漢。他的妻子也是一位與其相配的熱心腸婦女。我深深感到，生活在他們的友情當中無限幸福。我們能以好朋友相處是我的幸運。

　　第三章　渴望

　　1916年底，離了婚的艾格尼絲·史沫特萊孤身一人來到紐約。她第一次從中西部的原野和小鎮投身到這個被高樓大廈擠得令人透不過氣來的、陰暗冷漠、沒有一點生命綠意的灰色的大城市，孤獨和無所適從的感覺緊緊地纏繞著她。她可以投奔的只有一個人，就是在紐約當中學教師的索伯格·布倫丁，雖然她不知道索伯格和厄恩斯特的父母會對她採取什麼態度。

　　慈祥善良的布倫丁媽媽像接待出遠門歸來的女兒一樣接待了史沫特萊，安頓下來以後，她就把大城市裡待人接物的禮節一樣一樣地教給她，還送給史沫特萊一頂大方得體的帽子，要她在申請工作跟雇主面談的時候一定要戴上手套。

　　史沫特萊不久就找到了一份秘書工作。

　　她沒有住處，只好跟索伯格一起住在小公園旁邊的格林尼治村。格林尼治村是一個小小的住宅區，在這裡居住的大多數是社會黨及其外圍社團組織的成員們。索伯格也是個社會黨員。史沫特萊通過她認識了不少新朋友，包括簡·亞當斯、瑪格麗特·桑格和亨利埃特·羅德曼，她們都是當時最出色的女性，婦女解放運動的領油。她們的婦女解放觀點和史沫特萊在坦佩師範學校時形成的觀點是一致的。只是史沫特萊和這些中產階級出身的朋友在一起總覺得自慚，因為她不像她們那樣受過完整的正規教育。每當史沫特萊流露出這種情緒的時候，索伯格就安慰她，說學校也不一定教給人有用的東西。史沫特萊反而生了氣，覺得她們這種出身富裕家庭的人，自己有了足夠的受教育的機會，書讀夠了，反而不瞭解窮苦而無權的人們的需要。

　　史沫特萊在紐約白天當秘書，晚上在紐約大學上夜校，生活忙碌而艱辛。但史沫特萊已經習慣了拼搏，她意志堅強，雖然這是一種未經雕琢的粗糙的堅強，但她只要認准了目標，就會毫不退縮地幹下去。此刻她堅信自己能夠成為一個出色的新聞記者和作家，她既自信，又充滿著把信念化為行動的熱情和勇氣。

　　當時，第一次世界大戰在歐洲已經打了兩年多，美國公眾時刻擔心美國被捲入戰爭。這年威爾遜總統正在爭取連任下一屆美國總統，他在競選演說中許諾排除美國捲入歐洲戰爭的危險性，提出「美國不參加歐洲戰爭」的口號。史沫特萊也像許多社會黨人及其支持者那樣，投了威爾遜的票，但她很快就後悔了。威爾遜再次當選以後，對大軍火商言聽計從，參戰的傾向越來越明顯。史沫特萊和她的中產階級朋友們一起，投入了反戰運動。她比她的朋友們更清楚，被捲進殘酷的戰爭機器變成炮灰的，正是那些年輕的勞動者，是像她自己一樣的窮苦人。

　　反戰的宣傳和參戰的宣傳，反戰的遊行和參戰的遊行同時走上了紐約街頭。社會黨人、工會和國際產業工人聯盟是反戰的中堅。占統治地位的參戰勢力得到政府的支持，用美國所特有的捏造和誣陷手段對反戰派的領袖進行迫害。以《天國的餡餅》等歌曲聞名世界的詩人喬·希爾被投入明尼阿波利斯的監獄並被處以死刑。在舊金山，有人向參戰遊行隊伍投擲了炸彈，工會活動分子托姆·穆尼被誣為殺人犯，遭到逮捕，被判處終身監禁。（後來由於社會各界的抗議，穆尼在1939年恢復了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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