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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五


  的作品了,它的題目應是《我的房東的故事》。這些故事似乎是一個叫傑德迪亞·克利施博坦的人收集和講述的,他是學校的一位教師和誦經士。由於這段「來龍去脈」和康斯特布爾沒有任何關係,司各特以為,大家都會認為,「《威弗利》作者」有了一位強有力的競爭者。司各特有一次在給騷塞的信中談到自己對出版商們的看法:「我一直認為同時和好幾個書商保持良好關係是有益的,但不允許他們當中任何一個認為我完全是他的財產。書商好比農場主,他們的地租越高,發財就越有把握,所以一般來說書商總是願意出售他們為之出了高價的書。」在這種情況下,和康斯特布爾競爭的商號——倫敦的約翰·默裡和愛丁堡的威廉·布萊克伍德,立刻接受了司各特的條件,包括買下巴蘭坦的全部印數。

  但是布萊克伍德以為,隨著出版權他也得到了批評權。他建議修改《我的房東的故事》的第一篇——《黑侏儒》中的一些地方。更有甚者,他還把手稿拿給同意他的意見的《每季評論》編輯威廉·吉福德看,此後便把自己的意見和建議通知詹姆斯·巴蘭坦,請他轉告作者。詹姆斯在這件事上充當了傳聲筒的角色,向司各特轉告了布萊克伍德的意見,但他忘記了:

  兩個強敵猛烈爭鬥的時候,
  不自量力的微弱之輩,
  卻去插身在他們的刀劍中間,
  這樣的情景是最危險不過的。

  司各特的答覆提醒他記住這種危險:「我對書商們是尊敬的,但我屬￿那種文學的黑色驃騎兵,他們自己不想批評別人,但也不接受別人的批評。我不知道他怎麼會想起把我的手稿給吉福德看,但我不打算討愛丁堡和倫敦所有批評家的歡心,一頁也不會放棄。讓一切照原樣不動好了。多麼卑鄙!難道他們以為,要是沒有吉福德的提示,我就不知道我的作品什麼地方好,什麼地方不好嗎?對他們來說這就夠了;讓他們最好還是多關心關心打算從我這裡賺去的300英鎊,而不要為書的內容操心……但願今後不要和批評家打任何交道。這些無可救藥的蠢貨不懂得,他們對我及對他們自己造成多大的危害。但是謝天謝地,幸而我是懂得的!」詹姆斯沒有敢把這封信原原本本地告訴布萊克伍德,而是改用婉轉的口氣轉達了信的內容,並表示以後只同意把出版商的願望以書面形式向作者轉達。布萊克伍德醒悟過來,趕緊道了歉。

  《我的房東的故事》第一集包括《黑侏儒》和《清教徒》,于1816年12月問世。約翰·默裡從倫敦寫信告訴作者說,假如這兩部小說不是瓦爾特·司各特寫的,那就一定是魔鬼寫的;它們受到一致的熱烈歡迎;霍蘭德勳爵在被問到他的意見時回答說:「能有什麼意見!昨天夜裡我們全家都精神好極了,只有我的痛風病睡了覺。」在給默裡的回信中,司各特表示支持他的想法:「我向您保證,我自己第一次看到它們時已是印成書的,我能做的只有跟在大家後面向作者表示祝賀,他如此真切感人地描寫出古老的蘇格蘭風情。」他更堅決地否認他是作者,並向出版商宣佈,他打算為這兩部小說寫書評。對《黑侏儒》他自己的評價不高,大多數讀者大概也會同意他的意見;但他明白,《清教徒》是他最好的作品。司各特到處聲明這部小說根本不是他寫的,卻在自己的書信中對它作出強烈反應:「這是一本極為出色的書」,「非常非常好」,「多麼富有幽默感和情感」,並承認好久沒有像在讀這本書的某些頁數時那樣笑過了。

  路易莎·斯圖亞特夫人是喜歡探聽他的秘密的那些朋友當中的一個。她在給他的信中引用了她的一個熟人對《清教徒》的看法:「這本書太好了,當然不是《威弗利》作者寫的。《威弗列》的確是司各特寫的,而這本書卻不可能是他寫的——他寫不出來。書中沒有他那種老一套的枯燥乏味的描寫。」斯圖亞特夫人覺得,這個看法並不蠢。《清教徒》無疑是司各特的第一號傑作。它那冗長的序言今天的讀者很可能把它跳過去不看,卻是專門為了吸引當時的讀者而寫的。

  但情節一開始,小說就吸引著讀者,一直到最後一頁。伯利和克拉弗豪斯這兩個宗教狂的典型極為出色,雖然兩人屬￿完全不同的教派。書中的卡迪和莫斯也是無與倫比的,他們的形象描繪得淋漓盡致,使人想起莎士比亞最優秀的創作,同時也是像堂吉訶德和桑喬·潘薩這樣的全人類的象徵。在他們的刻畫得入木三分的性格中揭示了母子關係,這是連塞萬提斯也未能賦予他的兩個天才地塑造出來的不朽人物形象的。《清教徒》是司各特第一部由個人性格起主導作用的偉大的歷史小說;如果司各特不寫以後的四部書,它將是最後一部這樣的小說。

  這四本書中的一本是緊接著《清教徒》之後寫的,當時的情況已根本不適於寫作傑出作品。1817年3月5日,司各特請朋友在愛丁堡家中吃午飯,他突然從桌旁站起身來,從房間裡沖了出去,一邊令人心碎地號叫。疼痛來自腹部,但根本原因是從母親那裡遺傳下來的膽囊結石。

  醫生給他往腹部敷上炒得滾燙的鹽,把襯衣都烤破了,但他卻幾乎沒有感覺出來。

  他對喬安娜·貝莉說:「我不希望沒有預先得到警告或者比規定期限更早就離開這個惡劣的世界。」第一次發作後的一年中,他又多次感到疼痛,起初是每隔兩個星期一次,後來一個月一次。但疼痛總是相當劇烈,他只得吞服大量鴉片。

  就在這樣的情況下,他寫了自己最偉大的小說之一——《羅伯·羅依》。1817年7月,司各特去洛蒙德湖上游地帶尋訪了羅伯·羅依的墓,並在格拉斯哥,他的奇異主人公尼科爾·賈維的「故鄉」小住了幾天。

  但是疾病的復發迫使他懂得並感覺到,他已不可能再真正成為一個健康人了;而且鴉片使他十分疲憊和憂鬱。懷著這樣的心情,在一個寧靜的秋日傍晚,他登上阿博茨福德南面的一個山丘,作下了他最優秀的詩篇《令人憂傷的變遷》:

  綠色的山丘靜謐安閒,
  太陽隱沒在它身後邊,
  微風吹動帚石南,
  它還輕拂著我的臉。
  我面前展開的平原,
  沐浴著落日的餘輝,
  但往昔的鮮豔色彩已經不見,
  它已不能使我樂在心田。
  我用冷漠的雙眼,
  凝望著銀色的特維德河面,
  還有梅爾羅斯的神殿,
  它在那裡驕傲地沉睡多年。
  谷地。湖上大霧彌漫。
  樹林。堡壘殘破不堪。
  它們難道已今非昔比?
  或者是我已經改變?
  是啊,畫布被剪成碎片,
  畫家的筆已不能把它復原!
  損壞的豎琴、淒涼的琴弦,
  歌手的手指已不能用它奏出樂篇!
  我的目光惘然,我的情感有苦難言。
  鮮花盛開的花園仿佛墓地一片,
  明亮的埃達姆谷地,
  我永遠不能再把它看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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