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時代的謎案(35)

三五

　　可以把新的曲折說成是總書記的健忘：他忘記了黨代表大會的各項決定，忘記了中央委員會和政治局的存在，忘記了已經建立起來的許多專門委員會……不久前「全國」和「全行星」慶祝了總書記的五十壽辰。什麼稱頌讚揚他的話沒有講呀！這些他是記很牢的，於是他使用自己的權力，使用「各族人民的領袖」的權力，命令著手幹一項事業，幹一項極其符合他心意的事業，這就是把富農作為一個階級消滅掉。一兩個月之後，根據斯大林的旨意，向各地下達了一項指示：中央建議不要不加區別地一下子把所有個體戶都加以剝奪和消滅，政府的工作細則中將談到「靈活性」。制止恐怖行為的微小的企圖……

　　據官方計算，全國的富農戶有將近100萬個。如果把富農作為一支真正反革命力量來談的話，那麼它的基本群眾曾在白軍隊伍裡作過戰，並同白軍一起退卻，後來便遷到國外去住了。真正的富農沒有去等待貧農階層的代表把他們的家產搶光，把他們本人槍斃。他們早就把自己的財產賣光，同自己的兒孫們一起，投奔城市無產者去了。因此剝奪者和討伐者的主要打擊實際上落到了中農身上。

　　僅僅在一年之中，就有近300萬「富農」及其家屬和「富農的幫手」被流放到遙遠的邊疆地區，其中一部分人被槍斃，幾萬人被送到集中營去消滅。凡是靠自己的勞動或兒孫們的勞動積攢起富裕家產的勞動者，都被劃入「富農的幫手」這個範疇。任何一個無意之中附和了「富農」的人或者是對斯大林的政策表示不滿的人，也被歸入「富農的幫手」之列。總之，任何一個人，不管是中農還是雇農，只要鄰居「記恨」他，他也就算作「富農的幫手」。很多執行斯大林指示的人都被捲進了這個漩渦。於是被沒收了生產資料和土地的富農分子同沒收富農分子的生產資料和土地的人在有刺的鐵絲網的後面相遇了。在那裡，每一個死人也都獲得了一塊與活人數量相等的凍結的土地。戰爭是為了消滅人而進行的，也是為了進行全面的掠奪而進行的。斯大林進行的這場浩劫阻止了中農加入集體農莊。而沒有了中農，合作社就成為窮人的合作社了。不久，政府發表了一項決定：把被沒收了生產資料和土地的富農的財富轉歸集體農莊所有、鄰居掠奪鄰居，把一切東西全都拿走了：大車、斧子、瓦罐、鏡子、靴子、母豬、母雞、茶炊、被子、頭巾……鄰居掠奪鄰居，斯大林挑動了窮人同富人鬥。分而治之！還是鄰居掠奪鄰居。起初是掠奪富人，後來是掠奪所有的人。所有掠奪來的東西（害羞的歷史學家們後來說成是「剝奪來的東西」）都無條件地落入了斯大林的糧囤。哪裡有富農和中農之間的界限、中農和貧農之間的界限呢？連克里姆林宮裡面的人都不知道這種界限在哪裡，更不用說農村裡的人了。幹這種掠奪勾當的是部隊和內務人民委員部，是被動員起來的工人、共青團員和地方官員——這是整整一支大軍。

　　我記得1944年春天的情況。我們一批被押解的犯人從莫斯科開往北方。究竟開往北方什麼地方——這只有押送隊才知道。我們坐的火車緩慢地在爬行，在各個車站的備用線上要令人痛苦地停留很長時間。我們已經經過了維羅斯拉夫爾、沃洛格達、科諾沙，每過了一站，關於最終地點的不同說法就減少了一個。很快到達了科特拉斯，從這裡往前行進有兩個方向——一個向維亞特卡（這個古老的城市後來用被殺害的基洛夫的名字來命名），另一個向伯朝拉。一些富有經驗的慣犯已經回憶起了伯朝拉的羈押犯人的監獄，唱起了令人淒慘悲哀的集中營的歌曲。要想從北極圈以北的集中營跑掉，這幾乎是毫無希望的事。他們坐在三層雙套馬車最上邊的一層。頭目們坐在用鋼柵欄釘住的一個正方形的小窗口的旁邊。他們的位置舒適，寬敞。他們可以盡情地抽煙，「放開肚子」吃東西。他們交談時聲音很低，他們表現出一種消極無為的情緒。

　　在第三層，那些公子哥兒和犯刑事罪的無足輕重的小人物們的嘈雜聲傳不到這裡。我們的普爾曼式車輛是一個放在4根軸上的木盒子，裡面塞進了100個犯人，他們是莫斯科各監獄的新產品。聚集在一起擁擠得不能想像的、在一個來月中烏龜式的前進中消瘦了的「政治犯們」（他們多數都不知道任何政策）和那些從來都不閱讀戰時頒佈的大量命令的「擾亂社會治安犯們」——所有這些遭到殘酷折磨的人都在暗處蠕動。他們本能地推測著發給口糧的時刻——口糧是粘土似的面塊，帶有一點麵包味。政治犯們早就拋棄了自己的家用物品。沒有來得及將家用物品換成馬哈煙的人，他們的最後一件上衣、褲子、鞋子就被人偷走了，或者簡直就是被人搶走了。而現在在這二層的簡單板床上，這些私人衣物卻被拿來賭博。所有放到賭池裡的東西，漸漸地落到了彼得這個機靈鬼的那個角落，彼得是一個靈活而不易抓住的人，厚顏無恥的人和走運的人。有人認為事情不在於走運。可是在他賭博弄鬼時卻沒有被當場抓住過。為此他雖然受到了一定的懲罰，但那不過是羽毛戳肚子——微不足道。彼得這個機靈鬼也是「法律意義上的」小偷，不過他的檔次要低於處在上面一層的那些人。

　　……在過了烏赫塔車站，距離伯朝拉還有250公里的時候，彼得倒黴的時候到了。年歲大一些的小偷把他叫了去，掏出自己的一付紙牌來同他玩，於是一會兒彼得這個機靈鬼就輸個精光。他所弄到的一切衣物，摞得整整齊齊地放在一個牆角處，牆的上方掛著一個裝有煙絲的荷包。別人讓他抽煙，說彼得你就象通常那樣，抽吧……

　　在我們一批被押解的犯人中的那個竊賊頭目未必能模仿出斯大林在30年代時的樣子來。但是他們兩人卻都是按照盜竊界的標準來行事的，這也就是他們兩人的相同之處。其不同之處則是在盜竊的範圍方面。科巴一斯大林也是從小事偷起的——他搶劫郵局，搶劫輪船上的現款……他從這些「剝奪」作起，最後發展到對全國農民的大剝奪。他的成功的時刻到來了。他成了一個貪得無厭的和懷有政治野心的掠奪者。完全是由於他斯大林的那種天才的遠見，才及時地消滅了富農這個敵對的階級。他在紅旗的掩護下對農村進行了大洗劫。在所有這幾年中。那些熱心效勞的思想家們，曾經制定了許多個變幻無常的依靠貧農、聯合中農和消滅富農的綱領，他們就這個抽象公式的各種不同的表現形式展開了爭論，還非常狂熱地引證馬克思、列寧和斯大林的話，在引證時也展開了一番爭論。他們只是在如下一點上意見一致，這就是：「集體農莊制度的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勝利」，是在偉大的斯大林的英明領導下取得的。

　　在集體農莊處於災年時所掀起的那場轟轟烈烈的宣傳運動，其目的是要分裂農村。但是，在斯大林看來這還不夠。他在煽動農民發生內訌時，還企圖使傳統上形成的牢固的農民家庭也發生分裂，企圖利用少年兒童來同「富農」和「富農的幫手」作鬥爭。在烏拉爾的格拉西莫夫卡村，有一個男孩向當局告發了他的富農父親。這個男孩叫帕夫利克·莫羅佐夫。他的「功績」被刻在大理石上，使之永垂不朽。兒子出賣了父親，因而為他建立了一個紀念碑，並且還編了一些歌曲來歌頌他。政府用帕夫利克·莫羅佐夫的範例來教育一代又一代的少先隊員。

　　而給那些被流放的或被槍斃的「富農」的子女則準備下了一種可怕的命運。凡是戴上「富農的兒子」、「富農的女兒」這種帽子的兒童，對於在國內獲得普遍的教育這一點，是連想都不用去想的。「被褫奪公民權者」——這是那個殘無人道的時代所產生的又一個新字眼。幾百萬被沒收了生產資料和土地的農民，幾百萬農民的子女被剝奪了一切：房屋和糧食，自由和公民權。

　　農民家庭出身的党的工作人員或蘇維埃職員——在全國，農村居民佔優勢——在報告自己的經歷時，總是竭力強調自己的父母是真正的貧農。他們在履歷表中則寫上「出身于無馬戶」。這標明他是可靠的。正如在往昔時代貴族出身的人是可靠的一樣。誰如果提到自己的父親是中農，他就要立即受到審查。而出身于富農的人是連填表都不能填的。

　　很多被調進黨和國家機關的青年人以及被調進軍隊和保安機關的青年人，由於他們是斯大林在農村進行大清洗的見證人，所以他們牢牢地掌握了一條：今後什麼事都可能發生。他們已經在精神上作好了遭受大恐怖的準備。

　　1932年時，鮑裡斯·帕斯特納克決定跟隨其他作家到一個新的集體農莊去體驗生活。他想寫一部描述社會主義農村的書。他說：「我在那裡所見到的情況，是用任何語言都無法表達的。那種殘無人道的、難以想像的災禍，那種可怕的苦難，好象已經成了一種不實際的、無法理解的東西。我病啦。整整一年都睡不了覺。」^①

　　①《新世界》雜誌俄文版1988年第6期第20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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