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時代的謎案(33)

三三

　　已故作家、《黑與白》小說的作者鮑裡斯·諾裡爾斯基證據確鑿地、有根有據地、簡簡單單地描寫了普遍集體化的作法。一個地方上的格伯烏頭目米亞基舍夫教訓特派員米哈伊爾·謝多伊說：「你實行你的集體化，我搞我的登記造冊。我同別利亞耶夫卡作出了這樣的決定：不列入你的名冊的人，就一定列入我的名冊，讓身份證見鬼去吧。因此你也別那麼緊張，只要你輕輕說一聲，就可以列入我的名冊了。這樣，你那裡是百分之一百，我這裡也是百分之一百。一百加一百是二百。你明白了嗎？」

　　這是一種徹頭徹尾的冒險行為，因為沒有技術，沒有資金、沒有專家、沒有最必需的一切而要組織起幾千個集體農莊，這只能是紙上談兵。可是，在不可能實現的時期內所實行的普遍集體化卻被宣佈為黨在農業方面取得的最偉大的勝利

　　這個時期的標誌是產生了一種擺樣子的作風，暴露出斯大林時代必然的本質屬性。這種擺樣子的作風原來是不可遏止的，經久不衰的，因為它已滲入了經濟領域，接著又深入到科學、文化和日常生活等領域中去了。

　　大肆吹噓的集體農莊制度的「勝利」，對農民來說，變成了一場極大的災難——幹百萬人淪為乞丐，備受淩辱，紛紛死去。當時最急劇的政治變革之一就是：到處都下命令不僅要培植集體農莊，而且要培植國營農場，甚至要培植公社。斯大林在1929年12月所號召的正是這種培植。^①農民們開始把糧食藏起來，把牲畜和家禽殺掉。哀怨之聲遍及各個村莊。於是對暴力的反抗事件發生了。被總書記所挑起的這次戰爭日益擴大。僅在1930年初到3月中旬這段時間內，就發生了2000多次農民的武裝暴動。^②

　　①《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12第132頁。——譯者

　　②《真理報》1988年8月26日。

　　而國內的糧食越來越少。斯大林不得不再一次實行退卻。新的（按次序來說，已經是第幾次了？）曲折被叫做「勝利衝昏頭腦」。總書記的這篇文章發表在1930年3月2日的《真理報》上。原來是某些同志錯誤地理解了中央的指示，毫無道理地加快集體化的速度，忘記了自願的原則。斯大林的表演只不過是一種做作出來的姿態。他本人沒有感到有任何可懊悔的。許多地方領導人被宣佈為犯了「冒進」的罪過。總書記沒有打算對自己的政策作任何改變。10年之後。同樣的災難也突然降臨到波羅的海沿岸、白俄羅斯西部和烏克蘭西部的農民身上。而那些不滿的人則被送到紮波利亞裡耶的集中營去。

　　當時，即在1930年，斯大林為了使自己的《勝利衝昏頭腦》一文具有分量，具有指示一樣的效力，竟下令對許多地方幹部由於其「左傾冒進」而進行審判。他們之中有很多人曾經以頑童般的興奮心情參加過消滅「富農」的活動，在參加這種活動中他們生平第一次得到了馬褲、皮夾克和夢寐以求的納甘式轉輪手槍。而納甘式轉輪手槍代表著支配人的權力。斯大林在組織對農村的大洗劫時，他所依靠的是基層幹部中那些貪權的人和向上爬的人所組成的一支大軍。「糧食是用脊背背來的，也是死乞百賴地搞來的。」當年在農村裡產生的這句諺語，註定要流傳很長時間……

　　＊＊＊

　　下面一件事情發生在莫斯科的一個郊區。「區委書記佩圖霍夫打電話給州黨委會說：『我這裡發生了暴動！請派軍隊來。』州委書記米亞索耶德回答說：党不允許任何人張惶失措，接著他下命令說：『請坐在自己的辦公室裡等著，我馬上就到。』

　　米亞索耶德同志來到後，建議區委書記同自己一起前往暴動發生地點。佩圖霍夫拿起了納甘式轉輪手槍，把手槍皮套套在皮帶上，作好了準備。

　　「不要帶任何武器！』領頭的表示反對。但是如果不帶武器，佩圖霍夫堅決拒絕到村子裡去。

　　兩人爭論了很久，最後達成協議：佩圖霍夫把手槍藏進口袋裡，無論如何不許使用武器。他們二人來到村子後，把集體農莊莊員們集合了起來。他們有100來個人，聚集在一個狹窄的木房子裡。《真理報》上的那篇文章（指《勝利衝昏頭腦》一文——本書作者注）他們都知道了，因此他們一致要求：

　　——『解散集體農莊！』

　　——『為什麼要全部解散呢？』州委書記問。——『讓每個自願退出集體農莊的人交出一份自願退出集體農莊的聲明書。』

　　——『不行，』——人群中有人回答。——『你先把集體農莊解散，然後誰願意成立新的，就讓他去成立……』

　　他們就這樣一直叫喊到第二天早晨4點鐘。在馬哈煙煙霧彌漫的情況下，看不清人們的面孔。一幫人把兩位書記逼到了牆邊，眼看就要掐死他們，撕碎他們，說：

　　——『只要不解散集體農莊，我們就不放你們！』

　　這時佩圖霍夫抓住了納曾式轉輪手槍，而領頭的抓住了他的手。但是，他們不知如何是好，便只好讓步。當他們剛一宣佈解散集體農莊，農民們就要求退還種籽。

　　——『這事我們無權決定，』米亞索耶德立即想出了辦法來對付。——『種籽問題，由區執行委員會決定。』

　　而農民們堅持己見，他們說：

　　——『只要我們拿不到種籽，我們就決不放你們。』

　　有幾個人自願地急忙去找倉庫保管員，但是倉庫保管員已經溜掉了。到了早晨，大家都累啦，連那些喊叫得最凶的人也累啦。這時，宣佈了成立新公社的登記。進行登記的只有7個人，都是『貧農』。最後把兩位書記釋放了。至於種籽，區執行委員會自然沒有退給他們。既然當局已經把所有的地界都開墾了，又沒有馬匹，那又怎麼耕地、怎麼播種呢？農民們已經一無所有了。

　　而佩圖霍夫卻向莫斯科委員會交了一份聲明書，指責米亞索耶德解散了集體農莊。但是，區委書記就在那個月裡作為『人民的敵人』被捕了，而州委書記卻因此而得了救。」^①此事的結局是符合時代精神的。

　　①根據Д．Ю．佐裡娜（1917年入黨的黨員）的《回憶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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