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達書庫 > 名人傳記 > 斯大林時代的謎案 | 上頁 下頁
三二


  但是,瞧,代表大會已經完成了自己的工作,黨已經清除了「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反對派」,於是斯大林便向各地發出了一項命令:必須在最短時間內採取一切方式完成糧食採購計劃。「反對派分子」的建議還是有用的!斯大林的指示使他的那些地方官們可以放手去幹了:為了保住政權,他們現在能夠、而且必須採取非常措施。斯大林於1928年1月6日在發出這項既是指示又是命令時,他就已經是作為一位淩駕於中央委員會之上的領袖來行動了,他能夠獨自作主突然改變黨的政策。而為了使自己有害的行為具有威信,總書記便宣佈第十五次代表大會是一次集體化的代表大會,並以這個偽造的特徵將這次代表大會載入黨的歷史。

  ①C.科恩的上述著作,第289頁;o.拉齊斯《社會主義建設的速度問題》,載于《共產黨人》雜誌1987年俄文版第18期第87一88頁;Г.博爾久科夫和巴科茲洛夫合寫的《尼古拉·布哈林》,載于《共產黨人》雜誌1988年俄文版第13期第97頁。

  就在這時,斯大林到外省去視查了一次。不,他連一個村莊也沒有訪問,連一個農民也沒有會見。他到了新西伯利亞、巴爾瑙爾和鄂木斯克,他對許多党的書記進行了訓斥,責備他們粗心大意,軟弱無力,同富農「搞到了一起」。在州和區的範圍內,以及在村鎮的基層機關裡,有1000多個工作人員被扣上這樣的帽子而解除了職務。很多人被開除出黨。這是一次真正的「歷史性」訪問。領袖這樣對待人民的情況,在歷史上是獨一無二的。斯大林發出的許多指示都充滿了憤怒和不耐煩。總書記要求各地方黨組織要採取一切手段來保證糧食採購任務的完成。

  ①《真理報》1988年8月26日。

  第十五次代表大會的決議規定要逐步地限制富農的剝削傾向。可是3個月之後,斯大林就號召同一富農的危險」進行毫不調和的鬥爭。這是農村爆發國內戰爭的信號。沒收和使用暴力的浪潮席捲全國。甚至對貧農也大肆逮捕並普遍地沒收他們的糧食。在北高加索產生了許多特別三人小組,這是未來的特別會議的雛形。

  但是,不久就清楚了:靠使用恐怖手段,既不能提高糧食收購量,也不能獲得農民的信任,而只會加劇農業危機。所以早在夏季時斯大林就已經放棄原來的作法了;因為使用行政壓力、「違反革命法制」和進行鎮壓——這些都被宣佈為不能容許的和有害的措施。總書記由於預見到豐收在望,便答應農民為他們運來工業品和提高糧食收購價格。7月召開的中央全會所通過的決議就是用這種精神支持的。這是一次新的曲折。因此人們不能立即瞭解:總書記是在以什麼身份出現的。是呀,要知道這已經是在另一個時間和另一個統治者指導下發生的事情。於是這種情況被叫做「大棒加胡羅蔔政策」。

  ①《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11卷第179頁、181—182頁。——譯者注

  新的一個冬季到來了。當經過計算,瞭解到收入為數不多時,便又……實行起大棒政策來。接著就發出了一系列嚴厲的指示。這時,很多富裕農民把自己的財產都賣光了,其餘的富裕農民縮減了播種面積,但是第二輪的剝奪所得到的糧食依然很少。因此,1929年春天的情況便陷於停滯不前狀態。沒有糧食和食品。在城市裡實行了憑證配給制,這是饑餓的預兆。種種失敗未能使斯大林清醒過來。他在尋找出路,他覺得他在立即實現農業集體化方面找到了出路。

  ①Г.博爾久科夫和B.科茲洛夫合寫的前述著作,第101頁。

  1927年,第十五次黨代表大會提出的方針是:逐步發展一切形式的合作制,而不只是發展集體農莊。還制定了由國家來援助貧農和中農的個體經濟的計劃。後來(直到1929年春天為止)黨所作出的一切決議都重申了這條路線。總書記在這方面也發表了十分明確的意見。在慶祝十月革命10周年的前一天,即在1927年11月5日,斯大林要外國工人代表團確信,農業集體化將採取經濟、財政和文化政治方面的辦法,逐步地加以實行。可是到後來,卻把鞭子拿在手中,抽打起執拗而任性的馬來!領袖在向頭腦簡單的人發表的許下很多諾言的講話中,宣佈要堅持循序漸進的原則和嚴格遵守黨的路線,而在那些不是為了刊登出去而發表的講話中,他卻命令地方工作人員要使用兇狠而快速的手段來改造農村。農業集體化的五年計劃(這個計劃是謹慎的,因而是能夠實現的)如同一張廢紙一樣被扔掉了。連後看一下都不後看,就向著全盤集體化前進了!

  ①《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190頁。——譯者注

  ②見O.拉齊斯的前引書。

  ……副財政人民委員莫·伊·弗魯姆金在政治局的會議上分析了全國的財政狀況和經濟狀況後,報告說,全盤集體化和用強制手段沒收糧食的政策導致了播種面積的減少。實行這項政策對我們不利,其結果將是取消新經濟政策,而新經濟政策列寧打算要實行很長一個時期。斯大林猛烈地抨擊了弗魯姆金,並決定:把這個愛抱怨訴苦的人撤職!

  總書記繼續弄彎自己的路線。他把願望當作現實,把發生危機的1929年宣佈為「大轉變的一年」。他的一篇發表在1929年11月7日《真理報》上的文章就是以此為標題的。如果把這種響亮的話語同微小的數字加以對比——實行集體化的農莊占全部農莊的7.6%,占全國播種面積的3.6%——那麼,從「大轉變」中所剩下的,除了雄壯的號角聲而外,就什麼也沒有。集體農莊的競賽開始了。如果一個地區保證要在1930年秋季到來時完成集體化的話,那麼,鄰近的地區就向中央委員會發誓要在夏季就實現斯大林的指示。很多地區的領導人、甚至很多共和國的領導人在春季時就到達了終點,並把這種情況報告給了斯大林同志。

  ①《蘇聯共產黨歷史》1970年莫斯科俄文版第4卷第1冊第60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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