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治·桑(48)_學達書庫

四八

　　2.離婚的煩擾

　　1835年2月，奧洛爾·杜德望同丈夫簽署了一項協議，將在十一月份執行。但是卡西米爾卻拿不定主意，並且變得容易發怒。妻子交了一些政治上的新朋友，使他深感不快。

　　夫婦之間的爭吵越來越頻繁。奧洛爾打算撤銷卡西米爾對她的家產的管理權。她說是卡西米爾把家產給弄光了。然而她同意甚至在離婚之後仍然供養他。

　　她在給伊包利特的信中說：「你可以想到，我不會讓丈夫在麥秸上斷氣，儘管他不那麼可愛。」

　　1835年10月19日，他們又發生了一場爭吵，雖然說不太嚴肅，卻決定了他們的決裂。

　　晚飯後，全家人和朋友們一起在客廳喝咖啡，莫裡斯又要添奶油。他爸爸說：「沒有了，到廚房去。滾開，滾出去！」孩子於是躲到媽媽身旁。夫婦倆接著吵起來，奧洛爾顯得心平氣和，而卡西米爾怒不可遏。他命令妻子出去，她回答說她是在自己家裡。卡西米爾說：「咱們等著瞧吧。滾出去，不然我就打你耳光！」在場的朋友都出來勸阻。卡西米爾氣得發狂，朝他放武器的地方走去，大喊道：「讓這一切全結束吧！」杜特伊看到他拿起一枝獵槍，便從他手裡奪過槍，並且嚴厲地責備他。卡西米爾說：「要是惹我生氣，我不能控制自己，也會打你兩記耳光。」

　　喬治·桑用農婦的詼諧語調，對這次爭吵做了敘述：

　　男爵一時起了打我的念頭，杜特伊不願意他這樣做。弗勒裡和帕佩也不願意。於是男爵就去找他的槍，要殺死所有的人。大家都不願意被打死，男爵就說：「夠了」，他又重新喝酒。事情的經過就是這樣。誰也沒有生他的氣。而我呢，我可受夠了。我討厭為了活命而寫作，我的東西交到魔鬼手裡，我卻每年被人趕出家門。然而，鎮上的一些放蕩女人卻睡在我的床上，把蝨子帶到我的屋裡。

　　她到布爾日去了。米歇爾因政治罪正在監獄裡服刑。獄中的待遇並不太苛刻。所有的法律界人士一致認為她應該利用這湊巧的事件，提出儘快離婚，妥善地了結此事。而此時所缺的就是取得卡西米爾的同意。這好辦，因為只要卡西米爾的嫡母還活著，他這個私生子不能繼承遺產，很需要錢用。事實上，他同意在辭去諾昂鎮長的職務之後，就帶兩個孩子上巴黎，一個送到中學，另一個送到寄宿女校。

　　奧洛爾已經囑咐她的母親，如果卡西米爾去看她，要好好接待，不要刺激他的自尊心。「他也許會找些碴兒，同我過不去。我需要做的事，想做的事，什麼也不能阻攔我去做。當我的良心要求我拿出勇氣和主持正義，我就會嘲笑一切偏見，無愧於我的父親。要是他聽任這世界上的傻瓜和瘋子擺佈，那我就跟他一刀兩斷。然而，他遺留給我的，是獨立自主與父愛的偉大榜樣。我將盡力效法，哪怕全世界的人都感到憤慨。我只關心莫裡斯和索朗芝。」

　　十一月份，她在諾昂等待法庭的判決，同時在這靜幽的祖居寫完了最後一部優秀的小說《莫普拉》。她沒有僕人——卡西米爾把他們都辭退了——只有園丁夫婦倆做家務。法庭的判決在一定的程度上取決於奧洛爾的言行舉止，她在專心地彈鋼琴練習曲。

　　1836年1月，拉夏特爾的大法官聽取證詞。指控是眾所周知的：1824年在普萊西她被他打了耳光；受到他侮辱人格的謾駡……在合法夫婦的住宅內，卡西米爾與女僕佩皮塔和克萊爾等通姦……通宵達旦地狂飲作樂。

　　她在訴狀中說：

　　杜德望先生變得如此荒淫放蕩，如此吵鬧，以致住在我自己的家裡，都成了難以忍受的痛苦：他在我面前肆無忌憚地放縱情欲。我在寧靜的夜晚經常被他行歡作樂的喧鬧聲吵醒……1831年元月，我向杜德望先生宣佈，我想同他分居，結果達成了一個妥協的協議。正是根據這個協議，我去巴黎定居……到意大利旅行。在這期間，杜德望先生給我寫了一些很得體的信，說對我的遠離並不十分關心，也不很希望我回去……

　　她沒有一字提到桑多，也沒有提繆塞。

　　伊包利特儘管是起訴人的哥哥，卻站在妹夫一邊，鼓勵卡西米爾做自我辯護，說鄉親們都支持他。卡西米爾卻沉默不語。他不想丟掉已經商定的年金。他聽任法庭作缺席判決。

　　拉夏特爾法庭同意孩子由奧洛爾照管。但是，她要求得到一千法郎，以便結清她和丈夫共同財產的賬務。

　　卡西米爾不由勃然大怒，堅決表示反對。

　　伊包利特在這件事上極力慫恿他：「你周圍有人幫忙，一下子就能打贏官司。關鍵在於要使他們開口講話……」

　　喬治·桑對丈夫完全改變態度感到突然和惱怒。

　　相安無事的分居時期結束了。她不得不離開諾昂。直到最後判決之前，諾昂都是屬卡西米爾的合法財產。

　　她到了拉夏特爾，住在杜特伊的家裡。她比任何時候都需要取得輿論界的諒解，因為小城市的輿論界能對法官施加無聲的壓力。她儘量使自己討人喜歡。跟小孩們在一起就天真活潑；同男人在一起，就貞潔嬌好；同女人在一起，就謹慎從事。她在田野散步，追逐昆蟲，還想方設法在公園和大路邊同米歇爾秘密幽會。她給兒子寫了許多親切慈愛的信，讚揚高尚的道德，她特別努力工作。不管是打官司，還是同米歇爾的衝突，還是頻繁的通信，都不能使她不去像螞蟻一樣耐心地勞動。

　　訴訟的雙方都焦慮不安，動員一切人證、物證。

　　喬治·桑給布古瓦朗寫信，讓這位愛她的孩子的家庭教師指證丈夫與女僕的通姦行為。

　　卡西米爾也同樣給在巴黎的朋友寫信，為妻子在那裡的不端搜尋物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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