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治·布什自傳(55)

五五

　　11月中事發以後，一些記者也提出了另一些問題—一不僅是問我知道些什麼和什麼時候我知道此事，而且提出一些我當副總統期間聽得比任何其他問題要多的不可避免的問題：

　　如果我同總統意見分歧，為什麼我不公開談談我的不同意見呢？一位副總統可以在私下說出他的不同意見，但是當政府的政策受到圍攻時，同總統公開鬧分歧便是那種最廉價的機會主義。如果我是總統的話，我會不會用同樣的方法做同樣的事呢？事後諸葛亮是難得的東西，最好還是留給政治上的反對派和社論評論家，而不是留給總統自己的一班人的。要是我還盼望當總統的話，我該不該闡明喬治·布什對這一或那一問題的立場而不顧羅納德·裡根的立場呢？任何事情都有一定的時間和場合。一位副總統如果在錯誤的時間和地點把自己的一套安排放在總統的安排之前，將自己的利益置於一切東西之上，那麼在任何情況下，他都是不配當總統的。

　　最後，在伊朗—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裝的餘波聲中，就羅納德·裡根的行政管理作風提出了一些問題：這位總統是不是太不拘小節，對他的下屬是否授權太多？

　　每一位總統都有他自己的行政作風。富蘭克林。羅斯福——裡根作風的楷模——密切注視著地平線上發生的事，把一些具體的事留給其他人去做。而吉米·卡特卻把時間花在檢查哪些人使用了白宮網球場的人名上。

　　因此，主要的問題不是什麼行政管理作風的問題，而是總統領導的質量。回答羅納德·裡根對白宮管理的好壞如何，不在於對一個單個問題的處理作風上，而在於他上任以來其政府的全部記錄。

　　我回想起1981年1月20日那個晴空萬里、天高氣爽的日子，我們坐在就職典禮臺上的情景。那天的天氣預報有雨，可是太陽出來了，氣溫在（華氏）50幾度。歷史上第一次就職儀式在國會大廈面向賓夕法尼亞大街的西門前舉行。首先，我作為副總統宣誓，由我的朋友波特·斯圖爾德法官主持，而巴巴拉手拿著家裡的聖經，然後唱讚歌《我們先輩的信念》；接著，沃倫·伯傑大法官為新總統主持宣誓。鳴禮炮21響。暫停片刻。然後羅納德·裡根講話，他宣誓要在和平時期建立一個更強大的美國，復興其經濟，在國外重新贏得尊敬，在國內恢復信心——開創「一個國家復興的時代」。

　　回顧以往，我們已經朝著這一方向邁進了一大步。展望未來，任重而道遠。

　　第十章　展望未來

　　一位候選人說「你提出這個問題我很高興」時，那些政治上喜歡冷嘲熱諷的人馬上就會朝向反方向想：這個問題實際上是這位候選人不願讓人提出來的問題。但真正的情況是，很多你想回答的問題好像別人總提不出來。見過數十位來訪者後，我自問，這些記者為什麼對我想談的某個問題或題目連邊都不沾。我不知為什麼如此，甚至想，假如我是一名記者，我會怎樣提出這個問題和其它問題。

　　問：聽了你的生平介紹後，有一點已相當清楚：你的每項工作好像都沒幹多久。

　　布什：你同巴巴拉談過了吧，她也這樣說。我們在40年中搬了28次家。實際上，我們結婚以來，住在副總統官邸的時間要比其他任何地方都長。

　　問：但是，對所有那些工作，即在國會、聯合國、中國和中央情報局的工作，你有什麼要說的嗎？且從國會談起吧。

　　布什：我要說的一件事是那裡有一個對所有議員都適用的道德法規，同樣的標準現在亦適用于行政部門。議員連同其家屬及其職員，都應把財產、債務及額外收人全部公開。要建立一部公眾利益違背行為法，這事早就該做了。

　　問：這個你講起來要容易得多吧？因為你畢竟不再是國會議員了。

　　布什：這件事我已講了20年，從當上國會議員起就講。1967年1月我到華盛頓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我的所有財產和負債全部公開。接著我在眾議院提出一項道德與揭露決議案。

　　問：結果如何呢？

　　布什：國會中新議員提出的大部分議案都是一樣的遭遇，進展不很大。但道德是一個不能回避的超黨派問題——一個80年代比任何時候都重要的問題。華爾街內的騙術，政府中的欺詐——都促使華盛頓建立國家道德準則。我非常相信格羅弗·克利夫蘭的名言：「公務機關乃公眾信任之地。」

　　問：後來你的下一個工作是在聯合國，關於那裡有什麼要說的嗎？

　　布什：開始我的想法是，聯合國儘管有各種缺點，但它以斡旋機構的身分致力於一個可貴的目的，為解決農業、環境和衛生等方面的問題而工作著。可是，由於聯合國大會的選票受地區分群和集團投票的影響，使聯合國決議易於離題。我有一個建議，如果有錢的話，聯合國大會可在世界不同的部分輪流舉行，每次先在紐約，然後，譬如說，在莫斯科。每隔一定時間在蘇聯的政治環境裡活動一下，對那些習慣于隨時打電話要我批評紐約的聯合國官員，也許正是必需的興奮劑。

　　我要說的另一點是，我離開聯合國時，曾給尼克松總統寫了一份備忘錄，建議美國駐聯合國大使不應享有完全的閣員地位。讓我解釋一下為什麼要這樣。艾森豪威爾總統為了給其大使亨利·卡伯特·洛奇更高的地位，將這一職位提升到閣員級。從表面上看，這像一個好主意。但實際上，這造成與國務卿之間不必要的緊張。聯合國大使作為完全的內閣成員被認為與國務卿具有同等地位——不是在他手下工作，而是直屬總統。結果是，有時我從國務院方面得到一種政策指示，接著過了一會，國家安全顧問亨利·基辛格就以總統的名義從白宮給我打電話，告訴我不要理會國務院的指示，而要另行其事。內閣中沒有兩種互相衝突的聲音和以兩種不同的口徑對世界講話，這對外交政策都是十分危險的。我們駐聯合國大使應該像其他大使那樣既向國務卿也向總統報告工作。

　　問：你提到了對外政策，那我們就談得更具體些吧。憑你在中國的經驗，你對美中關係有什麼要說的或想法嗎？

　　布什：好吧，我們同中國的關係就其本身來說就是重要的，而不是從有些人說的美蘇關係中「一張牌」的角度說它重要。當然臺灣問題必須和平解決，但那個地區的緊張局勢現在已不像過去幾年那麼嚴重。此外，還有各種理由應當使我們同中國的關係在未來年月中發展和順遂，因為這在戰略上、文化上和經濟上對我們兩國都是重要的。

　　問：你任副總統前的最後一站是中央情報局。鑒於伊朗—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裝事件，你對隱密活動有何想法？

　　布什：生活在自由社會的人難以接受這樣一點：一個世界大國為了生存往往需要進行隱密活動。一位面臨國家安全受到潛在威脅的美國總統，應該在無所作為和坐等一場危機在我們眼前爆發之間想出另外的辦法。答案就是進行隱密活動——但這種活動應該在嚴格的法定指導下進行。我當中央情報局局長時，曾協助福特總統將其控制隱密活動的行政命令付諸實施。那項命令規定國會對隱密活動進行監督。那項命令還確認進行隱密活動的適合機構是中央情報局，而不是國家安全委員會。規定是明確的，不會被忽視或回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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