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治·布什自傳(53)

五三

　　我自己和這些小組的工作使人們更深刻地瞭解到毒品對我國威脅的範圍，以及我們已被捲進了一場反對非法毒品販子的戰爭——這不僅是譬喻的說法，而且是名符其實的。傷亡是有的。在南佛羅里達特別任務小組成立後一年多一點的時間，我向酒精、煙草和武器局的兩名年輕勇敢的偵緝人員阿裡埃爾·留斯和埃杜阿爾多·貝尼特茲的家屬頒發了追認的勳章。他們兩人在逮浦國際毒品販賣者時被殘忍地殺害。

　　代表總統到國外去—一不僅去參加國葬，而且也去執行特別任務——是現代副總統職務的另一方面工作。從1981年到1987年春天，為了執行總統禮賓性和實質性的任務，我去過73個國家。這些旅行中最重要和令人難忘的有：

　　1982和1984年的莫斯科之行。第一次，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於1982年11月去世，接著他的接班人尤裡·安德羅波夫於1984年2月去世，這使我目睹了世界上歷史最久的極權主義社會的權力過渡。下面是我參加安德羅波夫葬禮期間所作的一些個人劄記：

　　當我們從機場進城時，街上空蕩蕩的，既沒有車，也見不到人。與15個月前勃死時一樣沉悶。我們到了目的地，還是勃在國葬前供人瞻仰的同一個地方，又看到抬著花圖的士兵，在外面排隊等候的群眾。看不出有什麼悲傷，也不見流淚……一個禮賓官員把我們匆匆引入，我們隨其他代表團走上石級，我們的士兵費勁地抬著上面寫有「美國」字樣的花場……霍德華和我走到遺體前，致了敬意。我向安的兒子伊戈爾·安德羅波夫走去，他感謝我們來參加葬禮……當我們離開時，好奇的目光跟隨著我們，我們走過長長的隊伍，呼吸著莫斯科冰冷的空氣……又一次有一種奇怪的感覺，一個沒有上帝的葬禮……

　　第二天早晨，在送葬前，我到巴基斯坦大使館的公寓樓裡會見了齊亞總統。門廳裡有許多蘇聯士兵。沒有防竊聽的設備，所以我們只好打牌子來「談話」。我們認為，這個地方是有人安了竊聽器的。我們舉了一張寫有「阿富汗」的牌子……「哦，是的，情況不好也不壞。」……我們無法討論正經的事，但是用牌子來談話看來還是一個好辦法……（稍後，）在檢閱臺上，你可以看到他們所有的人，老的和新的領導人……戈爾巴喬夫是一個新人；羅曼諾夫是一個新人……

　　會見契爾年科……他看上去比他站在寒風凜冽的檢閱臺上要健壯些。他不時微笑著，但是說不上他是不是友好。總之，總統決定不來是對的……

　　塞班島、中國之行。1985年10月中，在去北京的途中，我們訪問了塞班島，這使我回想起上一次在那兒的情況。我坐在總督府，眺望著碧藍的大海，當年我服役過的美國航空母艦「亞欽托」號和遠處的戰艦炮擊高地時。我的中隊掩護登陸的情景還歷歷在目。

　　那是1944年的夏天。我記得那滾滾濃煙，我們接近敵人海灘陣地進行掃射的場面。不知怎樣，當時好像沒有感到是在戰鬥，至少不像人們在海灘上感到的那樣。

　　後來，有人談到日本人的家族在該島的盡頭跳下懸崖自殺的事，因為有人跟他們說，美國人將把他們統統殺死。甚至在此之後，還有日本兵進入叢林，挖穴而居，儘管日本已經投降。簡直無法相信，41年前在這個美麗寧靜的島上打過一場仗，而我還曾參與其中。

　　四天以後，我們到了北京。在那裡，我看到了不同的變化。10年前，我曾出使中國，我常常懷疑中國是否會真正現代化。一些70年代穿著毛式上裝的政府官員，現在已穿上三件式的西裝，不坐他們的「紅旗」車，而改坐「奔馳」轎車了。

　　還有一些其他的變化，而且是更為重要的變化。鄧現在談到臺灣的口氣不同於前了。他說，臺灣可以保留自己的政府、經濟和軍事體制，還談到了「一國兩制」。可是有些事情則沒有變化，我想永遠也不會變了。鄧一天仍抽好幾包煙。在我們談話的1小時20分鐘裡，他抽了8支煙（我數的）。

　　他們安排我們住在迎賓館，住在裡根總統訪華時住過的同一套房子裡。在我們訪問的最後一個晚上，舉行了一次便宴—一與正式國宴相比而言，總共約有30名來賓。席間，有加奶油的蝸牛湯、裹在芝麻軟餅裡的北京烤鴨、牛肉、加里福尼亞酒。中國人頗能適應。李先念是東道主。他一開始就說，那天晚上是「真正友好的一晚——不發表祝酒辭了。在宴會上所有的講話都是老一套，使人聽了生厭」。我說，「我完全同意，非常感謝」。並撕掉了我的講話稿。大家都很放鬆，這可能是我出席過的一次最好的正式宴會。

　　同10年前相比，情況不一樣了，非常不一樣了。當時，美國聯絡處才30個人。現在美國大使館有300人，這是認識到當前和今後我國與中國關係的重要性。

　　薩爾瓦多之行。原來的想法是我在布宜諾斯艾利斯參加勞爾·阿方辛總統的就職典禮後回國途中在薩停留一下。我告訴我國駐聖薩爾瓦多大使湯姆·皮克林，我會在那兒停一下。結果，那次停留變成幾年後難忘的訪問之一。

　　薩爾瓦多當時正試圖同顯然是由薩的共產主義鄰國尼加拉瓜發起的遊擊運動作戰。薩爾瓦多政府為了求得生存，需要美國的援助。可是該國的敢死隊——一幫極端分子，他們在1981年謀害了羅梅羅大主教和四名美國教會婦女，然後又在同年謀害兩名美國勞工顧問——正在損害我們通過國會取得支持基金的能力。

　　我的任務是告訴阿爾瓦羅·馬加尼亞總統和薩爾瓦多高級領導人（包括將被選出來接替馬加尼亞的那位何塞·納波萊昂·杜阿爾特），而最重要的是那些掌管薩軍方的司令，如果他們希望美國繼續援助的話，那麼敢死隊的活動就得停止，人權應受到尊重。這一口信必須強有力地傳遞過去，但又要不冒犯正在為抵制馬列主義在中美洲傳播而戰的主要盟國。

　　我們的到達根本不像我所見過的國事訪問。到處是武器，並不是為了鳴放19響禮炮。在「空軍二號」降落後，我們改乘直升機。我們被帶到幾英里外的一個開闊地，在這片地的邊上有一些矮灌木叢。可以見到一些身穿偽裝軍服的軍人，他們手中拿著槍，隨時準備著射擊，防範任何可能發生的來自左翼遊擊隊或右翼敢死隊的進攻。

　　我們的車隊匆忙開到附近的一個地點。到處是軍隊。我們舉行了一系列會晤，幾小時後又參加了一次「國宴」。「國宴」是在一間狹長的擁擠不堪的房子裡舉行的。該國幾乎所有重要的政界和軍方人物都來了。當我環顧餐桌時，我便能更清楚地懂得門外顯示力量的理由了。這不只是為了美國副總統。只要有一枚對準目標的火箭或一顆炸彈，該國的全部領導人就會被一掃而光。

　　我的祝酒辭，我想我從來沒有發表過一個經過那麼仔細推敲的正式祝酒辭，以將美國的口信傳過去。

　　「總統先生，」我說，「您和許多其他薩爾瓦多人在反對暴政和極端主義的鬥爭中顯示了非凡的個人勇氣。」接著是另一半口信：「但是，你們的事業正在受到少數反動派的謀害暴力的破壞……這些右翼狂熱分子是蘇聯人、古巴人、桑地諾分子和薩爾瓦多遊擊隊最好的朋友。他們採取的每一件謀害行動都毒化著我們兩國之間的深厚友誼，卻有助於外國把獨裁統治強加給薩爾瓦多人民。這些膽怯的敢死隊的恐怖分子像左翼恐怖分子一樣，對我，對裡根總統，對美國國會和美國人民來說，都是令人反感的。」

　　我感到，我的講話是有影響的，但是不是那種以喝采或鼓掌多少來衡量其成敗的講話。直接的反應看來不錯，但我的成功與否只能由我們離開之後所發生的事來衡量了。

　　四年多後，薩爾瓦多仍前途未蔔，但是該國已與中南美洲日益增多的民王國家一起取代了舊的寡頭政治和獨裁統治。在聖薩爾瓦多度過的那緊張的七小時在這一進程中起了什麼作用是難以測量的。可是我知道，我在1983年12月傳遞了我們的口信。

　　貝魯特之行。這是我進行過的或應邀作為副總統進行的一次最艱難的國外旅行。在一輛滿載炸藥的卡車沖進貝魯特美國海軍陸戰隊的營房後，有241人炸死。所有老的詞匯——悲慘的、極兇殘的、毫無理智的——都無法使他們起死回生，或者阻止恐怖分子在另一個時候，另一個地方再次進行攻擊。

　　這是1983年10月，在美國駐黎巴嫩大使被殺害七年以後，當時我是中央情報局局長。我還記得我和福特總統、亨利·基辛格以及布倫特·斯科克羅夫特一起在白宮的形勢室內開會的情況。我們關心貝魯特地區美國公民所受危險的程度以及是否把他們撤走。這樣做可能會擔些風險，我們顯得對一個溫和的、親西方的政府失掉了信心。

　　過去七年中有任何變化嗎？我在巡視海軍陸戰隊營房遭受損失的情況以及同一些倖存者交談時，似乎不是這樣。但是世界這一地區對美國及西方是太重要了，我們不能撒手不管和一走了之。

　　我們把海軍陸戰隊作為國際和平部隊的一部分派到黎巴嫩。現在的問題是，我們究竟能做些什麼來幫助這一地區恢復和平。儘管有挫折，裡根總統仍舊希望能找到某種辦法來擺脫恐怖分子的暴力，不僅使黎巴嫩而且使整個中東得到穩定。

　　關於伊朗的倡議始於這樣的想法：一個世界恐怖主義的中心有了變化。當阿亞圖拉·霍梅尼去世時，各宗派集團將會在繼承他的問題上發生一場權力鬥爭。我們的估計是，這場鬥爭已經開始。一些宗派集團更傾向於這樣一個政策：對美國這個「大惡魔」比對其他國家少一些敵意。

　　這個想法不是我們一國獨有的。在該地區有切身利益的其他國家已開始「伸出手去」的行動——不僅僅是以色列，而且至少有一個阿拉伯國家悄悄建議我們也這樣做。

　　就大多數美國人來說，伊朗就是霍梅尼，一個特定歷史時期。但我們得到過這樣的報告：霍梅尼死後，還有其他的伊朗人，他們的注意力集中在伊朗邊境上的蘇聯部隊。他們看到10萬多俄國士兵佔領著他們的伊斯蘭鄰邦——阿富汗。他們對北方的鄰國懷有伊朗人傳統的害怕和不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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