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治·布什自傳(51)

五一

　　我們正向東飛，飛向昏暗。空軍二號開始降落，儘管我們離安德魯斯空軍基地還有一段距離。我與總統工作人員之間的連絡人是埃德·米斯。大家一致同意，我們一著陸，我就去白宮會見內閣和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成員。儘管我們還沒有關於總統健康情況的消息，但是對全世界我們的朋友和潛在的敵人發出美國政府並未癱瘓的信號是至關重要的。

　　等待。接著，在下午6點08分，我的一名工作人員蔡斯·昂特邁耶在我掛上電話（我們一直在等的電話最後終於打通）後，對了一下表。

　　是埃德·米斯打來的電話。他講了這樣的消息，總統已離開手術室。他們找到了子彈。一切情況良好。

　　總統脫離了危險，但仍有工作要做。首先，我要會見內閣和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成員。然後，我要向白宮記者團發表一個聲明，並回答問題。

　　在我們預定於安德魯斯降落前45分鐘，埃德·波拉德和我的空軍侍從武官約翰·馬西尼中校來到前艙從頭至尾地講述了一下我們抵達時的後勤問題。全體隨行人員也一起聽了。當我們慢慢降落時，約有五六個人擠進了前艙。天已昏暗。通過前艙的舷窗可以看到弗吉尼亞鄉村的燈光在地平線上閃爍。

　　馬西尼有一點要說。在通常情況下，一天的旅行結束時，我要登上海軍陸戰隊的直升飛機，飛往馬薩諸塞大街靠近副總統官邸的降落場下機。中校說，但是現在的情況非同一般。飛往官邸然後坐車去白宮，這將浪費寶貴的時間。更簡單的是直接飛往白宮。

　　討論中有兩點贊成採取這一建議。第一，內閣、新聞界和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成員正在等著；第二，我們估計到達安德魯斯的時間是晚上6點40分。直奔白宮，我們將及時趕上晚上7點新聞網的新聞節目。用電視現場播放副總統抵達白宮的實況，讓全國放心並告訴全世界，行政部門還在有效地行使職權，還有什麼比這更好的辦法呢？

　　從邏輯等方面來說，這很有道理。但有些事我總感到有點不對勁。總統還在醫院……海軍陸戰隊二號從天而降，螺旋槳在啦啦作響，副總統走下直升機後去接替……

　　的確，電視播放得很好。但我認為，我們要向全國和全世界傳遞的不是這樣的信息。我告訴馬西尼，取消他的應急抵達計劃，我們還是按照慣例辦。

　　「我們將在交通高峰時間去城裡，」他指出。「馬薩諸塞大街的交通將使您抵達白宮的時間要多花10到15分鐘。」

　　「也許是這樣，但我們非得這樣做不可。」

　　馬西尼點頭稱是。「是的，先生，」他說，朝前艙門走去。他看上去有些迷惑不解。我感到應該向他作一些解釋。

　　「約翰，」我說，「只有總統才能在南草坪降落。」

　　約翰·馬西尼在做他認為要做的事，而我在做我認為該做的事。

　　不把海軍陸戰隊的直升機降落在白宮的南草坪，這只是應用我要採取的如何成為一名能發揮作用的得力的副總統的基本準則的第一條。這是所有準則中最基本的一條。這說明，全國在同一個時期只能有一位總統，而副總統不是總統。

　　總統遇刺時，我擔任副總統的工作才70天。可是，我已經瞭解到，有些人似乎並不懂得這條原則。當代的副總統是一個在我國的政治體制中最被人誤解的民選職務。人們不是太不重視這個職務，就是過分重視這個職務。

　　那些不太重視該職務的人是從過時的角度來看待它的，就像艾森豪威爾時代以前的情況那樣。到艾森豪威爾當了總統才提高副總統的地位，把理查德·尼克松拉進內閣和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會議。在尼克松之前，副總統是不參與白宮的決策進程的。副總統的辦公室在國會山上，即使白宮內圈的人想到他們的時候，也是從嚴格的憲法角度來看待他們，只要總統活著，副總統的工作就是主持參議院。如此而已。

　　人們認為副總統不是什麼像樣的工作，要追溯到美國第一任副總統約翰·亞當斯時期。當時，喬治·華盛頓擔任總統的年薪是2．5萬美元，而亞當斯擔任副總統的年薪為5千美元，即使以18世紀的標準來衡量，這個薪水對全國第二個最高民選職務來說。也不算多。但是，還是有人認為，這個薪水太多。因此，向國會提出一項法案、要削減聯邦預算，取消副總統的年薪，改之以日薪。

　　雖然這一法案沒有通過，但由此產生的看法在近兩個世紀後仍普遍存在。認為副總統是一個無用的附屬物的觀點在一些人中間仍陰魂不散。小阿瑟·施萊辛格就是一個，他竭力主張修改憲法，取消這一職務。

　　與此相反的另一些人則認為，可把副總統稱為「代理總統」。因為當代的副總統在白宮一政府辦公大樓裡擁有辦公室，並出席內閣和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會議。因此，人們認為，他們擁有他們事實上並不擁有的憲法和政治權力。

　　在我擔任第一任副總統期間，我不斷受到朋友們的敦促，建立一個我自己的工作班子，好像這是在搞競選活動，他們著眼於擴大我的政治基礎。我卻反其道而行之，並指出，任何總統最不喜歡的事情就是一個副總統有他自己的日程和個人政治上的打算。

　　一些新聞媒介的成員也反映了這種把副總統當作「代理總統」的看法，儘管方式不同。幾乎是從我當副總統的那天起，一些記者經常向我提出的一個問題就是：「嗯，我們知道這是政府對這一問題的正式立場，但您的看法又是什麼呢？」

　　我的回答總是同樣的，因為一位副總統可以在一個問題上同總統持不同意見，在白宮進行決策的過程中可以表示這種不同的看法。但是，一旦總統作出了決定，事情就定了。

　　這種回答總是不能使那些愛刨根問底的記者和專欄作家們滿意。但是，考慮一下另一種情況呢：總統對一個外交政策的目標採取了立場，副總統則對這一立場不滿，並在一次重要的演說或採訪談話中公開發表自己的看法。在國內，對那些反對總統政策的人來說，他也許會成為一位英雄。他甚至會受到社論（那些反對總統的社論）的讚揚，表揚他的「獨立」。但是，在國外，美國政府最高層的任何分歧都只可能被潛在的敵人看作是薄弱環節，在外交和宣傳上加以利用。

　　全國在一個時期只能有一位總統，這一點是基本的。如果哪一天，一個心懷不滿的、自私自利的副總統用公開向總統挑戰的辦法，向白宮宣佈內戰，那麼我國的政府體制將陷人嚴重的麻煩。

　　早些時侯，我認識到，一個副總統要發揮作用，最重要的一個因素是總統與副總統之間基於相互信任上的相互尊重。為了取得和保持總統的信任，我採取了五條基本準則。除了瞭解我的工作的界限——誰能在南草坪和不能在南草坪降落這條準則外，其他四條是：

　　第一，在白宮的一些決定或政策不得人心時，不要玩弄機會主義的把戲，使自己和總統疏遠。在1984年再度競選時，一些政治觀察家批評我在一些問題上與白宮劃不清界線。當時我感到，現在仍然感到，由於總統的深得人心，才使我成為副總統，我應該對他忠心耿耿並支持他。

　　上述這些觀察家還辯解說，一位副總統能以自己的能力當選總統的唯一途徑是與在職總統鬧分裂。我不同意這種意見。在競選總統期間，一個副總統可以明確講清楚，一旦他當選總統時，他在全國要辦的事是什麼。但是他不能見風使舵——在順利時與總統一起，一有風吹草動，即批評他——又要保持人家的信任。

　　第二，不要搞華盛頓的洩密遊戲。我當副總統之後不久，一處有名的專欄作家找我，他說，他與我的前幾任中的一位有過一種特殊安排。每隔不久，他們就聚在一起，作一次背景性的，不作歸屬的談話。專欄作家得到一些白宮一行政辦公大樓周圍發生的情況。作為報答，他經常對他的「高級提供消息人士」予以好評。通過第三方提出的問題是，我對類似的安排是否感興趣。

　　我在華盛頓呆得也夠久了，我很瞭解一個記者和一位政府官員之間的這種友好的互惠並非什麼不尋常之事。事實上，早晨看報紙，確認「高級」消息透露人已成了一種遊戲。由於在三屆政府裡工作過，我也知道，普遍的感覺是「我最好還是注意一下我所講的話，也許這些話會發表在明天早晨的《華盛頓郵報》或《紐約時報》上，抑或三年後的某本書上會出現這一講話」。沒有什麼比這種感覺更束縛人們在白宮內閣或會議桌上的講話自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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