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治·布什自傳(44)

四四

　　在1980年競選運動初期，羅傑·馬德在電視採訪中問特德·肯尼迪「你為什麼要當總統？」肯尼迪聽了甚感意外。肯尼迪沒有及時地給予清楚而有力的回答是個過錯；但是任何老老實實的總統候選人都應該問問自己：如果羅傑·馬德突然問我那種問題，我會怎麼說呢。

　　即興的和完全適合於30至6O秒鐘電視時間範圍的簡明快速的回答是有的。1960年競選期間約翰·肯尼迪解釋說，如果你從事政治，那是由於你要做到某種事情，而如果你要做成某種大事的話，白宮就是你採取行動之所在。休伯特·漢弗萊說，他競選總統是同他過去做任何其它事情一樣的原因，因為它是「我份內的事」。也許特迪·羅斯福告訴過馬德，他是一個負有使命去拯救美國靈魂的人，而白宮是個「盛氣淩人的佈道壇」（雖然據一位當代專欄作家說，他的堂弟富蘭克林本來沒有能力回答那個問題，因為富蘭克林·羅斯福——沃爾特·李普曼這樣寫道——僅僅是一位「沒有擔任那項重要職務的資格卻非常想成為總統的老好人」——這表明在選舉年裡有失誤的並非僅僅是侯選人）。

　　吉米·卡特說，他成為佐治亞州州長之後曾有一次機會見到一些國家領導人——尼克松、福特、特德·肯尼迪、漢弗萊——而他的結論卻是，「我沒有對國家作出的貢獻，他們就一定能作出嗎？」

　　1977年我返回休斯敦之後，沿著他們走過的路的事情發生在我身上了，於是我決定過一段隱居的生活。到那時為止，我已在政府工作10多年了。我在接近行動中心的一些地方——國會、聯合國、共和黨全國委員會、中國、中央情報局——已經積累了廣泛的經驗。我瞭解了兩屆政府期間白宮內部的工作情況並且逐步形成了我自己的運轉白宮的概念——至少如果我有機會的話，知道將如何運轉它。

　　觀察一下1980年提到的總統候選人，我看得出他們的資格條件並不比我好，而他們在政府和商業方面工作的經驗也沒有我的經驗那麼廣泛。

　　我還看出另外的情況。吉米·卡特已開始愈來愈像一位只能當一任的總統。1976年他提出的口號是「為什麼不要最好的呢？」他競選的主題是美國人民理應得到比目前他們在華盛頓得到的領導還要好的領導。

　　但是作為候選人的卡特答應過的事情，作為總統的卡特卻沒有履行諾言。在任期快滿的時候，他把他的政府遭到失敗歸罪於國家。1979年晚些時候他在一次電視講話中把國家存在的問題——兩位數字通貨膨脹、高利率、失業、經濟停滯——最後歸之於他所謂的一個全國性的「信任危機」和「精神不適」。

　　這就是一位美國總統所說的難以置信的一番話。在休斯敦收聽到這個講話後，我比過去任何時侯都更加確信，卡特和民主黨都不能解決國家在8O年代所面臨的問題——白宮需要有新鮮血液，需要有個相信現存社會制度並信任人民的人。

　　在經濟大蕭條和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達到法定年齡的一代人具有那種信任。國家的情況雖然不好，但我們一刻也沒有懷疑過美國的政治和經濟制度——而首先是我們的國家精神——將支持我們克服困難並獲得成功。不管你是否贊成富蘭克林·羅斯福的新政綱領，那是30年代和40年代他領導的才華。而在50年代裡是德懷特·艾森豪威爾領導的才華。富蘭克林·羅斯福和艾克兩位作為總統都相信現存的社會制度；他們信任人民；他們對祖國的未來是樂觀的，在戰爭年代裡及和平時期，他們的樂觀主義精神富有感染力。

　　對我說來，這就是30年代、50年代或8O年代總統領導的本質。美國需要橢圓形辦公章裡有一位能使人民重新信任我們制度的人，需要一個能使國家精神重新發揚的領導者。

　　到1979年5月1日——我宣佈侯選人資格的日子——如果羅傑·馬德問我為什麼要參加總統競選，我的回答將是：第一，因為我沒有看到任何像羅斯福或艾森豪威爾那樣的人參加競選；第二，因為我們需要比卡特所說的最好領導還要好得多的領導來解決我們國家在國內外所面臨的嚴重問題；末了，因為我相信以我在政府和商界工作的經驗以及我的人生觀和氣質，我是現在最有資格在80年代領導美國的候選人。

　　我10月中旬的競選運動在全克利夫蘭展開，這件事之所以重要不僅是因為全國基督教徒及猶太人聯合會的晚宴和星期一晚上基金籌集者的事，而且由於個人的原因。我在俄亥俄州有親戚。巴巴拉的父親馬文·皮爾斯和我的父親都是在俄亥俄州出生的。祖父薩姆·布什甚至還曾積極參加州的黨務活動。他雖然知道入錯了黨——是民主黨黨員——但個人關係還是在該黨

　　與過去有那種聯繫的另一個州是緬因州，共和黨的州代表大會訂於11月2日星期六在該州的波特蘭召開。霍華德·貝克打算用轟動的新聞贏得與會代表的投票，就此開始他自己的總統競選活動。不單是貝克的工作人員在緬因州活動。約翰·康納利的私人偵探也在那裡很活躍。

　　緬因州共和黨主持的會只舉行一次非正式投票，而且我只獲得不佳的第四位——在貝克、裡根和康納利之後——這從三個方面來說是壞消息：首先，可能確立貝克是裡根首要挑戰者的地位。而這正是我在衣阿華爭取的目標；第二，既然帶星號的候選人是靠政治優勢為生的，這件事可能在衣阿華引起反響，影響我們志願助選工作者的士氣（對基金捐助者的影響就更不用提了）；第三，因為我的家庭與緬因州有關係。雖然得克薩斯是我的家所在地，而且已有30多年了，但是我在沃克角曾度過少年時代的一些美好的日子，當時母親還住在那裡，每年夏天我一家人都要去那裡探望。

　　我們在緬因州著手組織工作較晚，因此在非正式投票中，看來我不太可能領先。貝克似乎控制了局面。但是為布什競選總統的志願人員從附近的高等院校走向波特蘭，在會外的街道上和公共場所做工作。他們會積極地做到其他候選人在嚴密組織下已經做到的事。

　　當我星期六上午到達波特蘭時，我們在新英格蘭的競選活動負責人之—羅恩·考夫曼向我提供了新的形勢發展情況。貝克的支持者控制了大會議程。很明顯，他們已經向霍華德作了個樂觀的彙報，報去他在800名代表中的實力。他對測驗投票的結果非常自信，邀請了滿滿一飛機的華盛頓政論記者和電視記者與他同機去波特蘭。星期六是報紙出版較晚的日子，這意味著對大會將會有大量的報道。

　　考夫曼的第二個新聞節目是貝克將是投票前的最後發言者。會議的計劃者們還安排了每個候選人要亮相，新聞界稱之為「選美會」。在投票前我們都得向代表們發表講演——霍華德最後講。

　　最末一項是，由於貝克和康納利的競選活動組織得較好，我做出值得贊許的表現——居第三位是我們最好的願望——其機會就要看我在會上的亮相如何了。

　　在輪到我到講臺上之前我在後臺等著，我又看了一遍我的主旨講話稿。每個總統候選人都要寫成一篇基本的主旨講話稿，他得在運動中構思和潤飾。它是一篇內容廣泛的文章，概述了他的競選主題，對問題的立場和爭取得到支持的呼籲。

　　在最近的美國政治歷史上最有名的主旨演說是羅納德·裡根的演說。這篇演說最初是在1964年戈德華特競選運動期間向全國電視聽眾發表的。他的演說經歷了1964年到198O年之間幾個政治週期，但其中心主題——美國是「地球上人類最後的最佳希望」和美國人已經到了「對個人自由和中央集權下的經濟統制之間作出選擇的時代」——並沒有變。

　　裡根的風格是獨一無二的。我的風格是不盡相同的，要根據我是按書面講稿講話還是即席講話的不同而不同。演說稿的起草人自然想讓候選人照本宣讀，但回顧我在得克薩斯州進行競選的日子，我總是按總提綱講，順應聽眾和場合來講，我覺得這樣更輕鬆自在些。

　　在波特蘭的那天似有召開大會的氣氛。在場內800位代表的兩側及後面都坐滿了旁聽者，而儘管其它區域沒有組織起來，但由於有慷慨激昂的學生給予支持，布什競選活動在那些坐在露天座位上的與會者當中有很好的反應。在我發表演說時，我感到我們的年輕支持者自發的熱情對代表們發生了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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