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治·布什自傳(43)

四三

　　及早獲勝意味著在衣阿華州獲勝。這也不能站在得梅因堡飯店的走廊裡通過遊說來取勝。它意味著競選運動的時間很長：從早晨6點鐘或更早一點開始，一直到晚上10點鐘或更晚一點，單獨會見和小批會見。另外要做些小事情，如按時間表停留、準時辦事以及不管事情怎麼小也要遵守諾言。1980年競選運動中我喜歡的許多報道之一是，我在衣阿華州埃克塞特如何最後贏得一位小學教師的一票。「聽罷布什的講話，我並沒有受感染，」她告訴一位記者。「他答應要在7點鐘到那兒，並在7點3O分講話——果然他做到了！」

　　我們並非忽視在衣阿華州舉行群眾大會。而情況正如我們30歲的競選主任裡奇·邦德關於制定程序所說的那樣，「州委會每星期送來一份共和黨日程表，我們查對每項活動，打電話告訴當地主席說，『我們會到那裡去。』」

　　我過去和現在感到，在一場政治運動中，什麼也敵不過個人面對面的接觸——不僅僅要和人們談和談他們，還要傾聽他們要說什麼。

　　那就是我們在衣阿華州的競選計劃：早早開始，挨個地進行活動，在工作上勝過反對派。這在華盛頓並沒有引起人們的注意，但是一年多來「零售」的競選活動已開始產生效果。就在我們離開得梅因去克利夫蘭之前不久，在衣阿華州共和黨人的一次集會上舉行了一次民意測驗投票。我領先。僅僅靠這一點，那次測驗投票是不會被全國新聞界或反對黨認真對待的。他們把那次調查當作偶然的不科學的調查，不能說明任何問題，而給一筆抹掉了——而對我們來說那倒是不錯的，因為在一個州舉行預選或党的幹部會議的競選戰略的頭一條原則是麥卡錫的「最低期望法則」。

　　在1968年新罕布什爾州預選期間，當吉恩·麥卡錫在反對約翰遜總統方面做得比預期還好時，約翰遜確實領先，這一事實並沒有阻止新聞界說結果是麥卡錫取得了勝利。這一切說明，我要在衣阿華州「取勝」，必須做得比新聞媒介規劃得還要好。當時我正在競選中爭取領先，不過即使我已接近第二位——正處於霍華德·貝克、約翰·康納利及鮑勃·多爾這些較有名的侯選人之前——也會由於我是裡根爭取提名的主要競爭對手而使我被甩到一邊去。

　　衣阿華州曾經是1976年民主黨競選運動令人詫異的地方。我們的競選計劃就是要使這個州成為1980年共和黨競選運動令人詫異的地方。

　　光靠金錢不能獲得現代競選運動的勝利；假如能夠的話，納爾遜·洛克菲勒在1964牛和19684早就被選上了，而約翰·康納利在1980年共和黨提名中也可能獲勝——或至少比他實際在競選中所做的更強有力些。但是在現代競選運動具有馬拉松性質的條件下，一個候選人投入總統競選而沒有財政後盾，那他面臨的不利形勢是不可克服的。

　　運動結束後，我在衣阿華州競選花掉462388美元，在新罕布什爾花掉264857美元。而這僅僅是競選總統高額費用的開端而已。

　　資助贏得總統競選的關鍵不光是籌款，而是要懂得何時何地和如何花錢。在理論上是十分顯然的，但在實踐中一場政治運動是像一個聯邦政府機構：除非去控制它，否則它就會照財政特有的活動方式運行。大部分競選組織容易變得頭重腳輕，上層臃腫，充滿專業工作人員。上層機構越是臃腫，有權花錢的人也就越多，而由於上面沒有強有力的指導，就更加大手大腳起來。我聽到過很多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總統候選人由於競選費用失控而負債累累。布什的競選總統組織緊緊地——確實緊緊地——掌握競選活動的預算。

　　在整個1978年和1979年，我與吉姆·貝克和我的主要全國基金籌集人鮑勃·磨斯巴茲以及弗雷德·布什（不是親戚，只是像鮑勃一樣是老朋友）舉行過無數次艱難的會議。在與我們的依阿華州競選領導人喬治·維特格拉夫和新罕布什爾州的休·格雷格商量之後，在通過早期競選方面我們對最好和最壞的情況有了進一步的估計。我說「通過」的意思是，要麼痛痛快快地戰而勝之，要麼把競選運動搞得足以存在下去。

　　如果喬治·布什在衣阿華州和新罕布什爾州競選後依然是個帶星號的侯選人，對未來如何並不抱什麼幻想。在政治運動中首先作出貢獻的是親友們和真正相信候選人的人。在這以後，運動要進行得足以吸引這樣的捐助者，他們對候選人的真誠和熱情由於有一種與勝利者在一起的願望而經受得住考驗。

　　1980年共和黨總統競選將在領先者羅納德·裡根和另外一個在早期階段做得不錯的候選人之間展開爭奪。假如我在衣阿華州和新罕布什爾州贏了或者居於第二位，錢就會來了；如果我未能超出新聞界的最低期望，我就要結算我的競選帳目並在看臺上坐下來當一名旁觀者。

　　克利夫蘭原先計劃10月15日星期一晚上在一個私人家裡作為籌集資金的接待站。那個月的飛機票已訂妥了，中途只有一次在休斯敦停留24）小時。大概那天是14號——陰天，星期日，我正在斯托弗飯店打開我的行李包。

　　但是在13號那天，吉姆·貝克從得梅因給我打了個電話。他還有一個活動項目要填入計劃。我突然被邀請在全國基督教徒和猶太人聯合會克利夫蘭分會上發表講話。經驗告訴我，接到緊急邀請在黑領晚宴上去講話就意味著那一團體的原講話人因故而不得不取消了。我究竟是代替誰呢？是亨利或者茲比格？這無關緊要。這是給擁有12O0名社團領袖的有聲望的聽眾傳送外交政策信息的一個絕好機會。

　　我在家鄉休整一天太浪費時間了。但正如吉姆指出的，在飯店多住一夜有什麼不好？

　　有個故事說，埃德·馬斯基有一次在1972年總統競選期間由於日程安排太多就對他的工作人員大發雷霆。後來，他變得面如豬肝，他身邊的一個工作人員馬克·希爾德在馬斯基桌子另一邊彎下身子說：「參議員，我知道這是個很棘手的運動，但請記住，我們都是站在你一邊的人。」

　　小飛機在空中上下顛簸地穿過好幾英中的中秋氣流把我們帶到克利夫蘭，一路上我不斷地提醒自己：吉姆·貝克是站在我一邊的人之一。

　　皮特·蒂裡太悲觀。我的記者招待會吸引了不止一位特約記者。我們有兩個地方電視臺工作人員和三個文字記者。但那個會仍舊開得令人失望。

　　我希望就外交政策提出問題，因為那是我即將演講的主題。但是有兩件事是例外的——其一是有關鋼鐵的進口問題，其二是有關中央情報局的問題——與會的記者想要知道的卻是總統競選究竟是怎麼發展起來的。裡根能否在首輪投票中取勝？肯尼迪與卡特競選將如何？

　　這就是約四年前吉米·卡特抱怨過的新聞競爭合併症。當時卡特說，看來他的巡迴記者唯一感興趣的東西是競爭的策略部分——誰領先，誰落後。他就經濟狀況發表了演說，但後來人們問起的卻只是投票結果，而這與他的講話內容是毫無關係的。當他回答那個問題時，新聞媒介便大事渲染他的回答，而不理睬他的講演；然後，傷害之外再加以侮辱，報紙社論還要嘲弄他在演說中沒有提到這些問題。

　　吉米·卡特同我在政治上一致的地方並不很多，但那件事是一致當中的一個。我花了好幾個月時間才認識到回答有關競選運動的程序問題能使人們的注意力偏離實質性問題。但最糟的是，在還沒有最後理解之前，我已去解答問題，我告訴在衣阿華的聽眾和記者說，我的競選運動愈來愈有了勢頭。這就產生了兩個在運動期間引人注意而後來反而用來嘲弄我的詞匯之一。「巫術經濟」一詞是彼特·蒂裡想出來的，但我得責怪我自己借用「星期一晚上足球」節目中唐·梅雷迪思的詞匯「大勢頭」作為我心目中運動勢頭的代詞。

　　可是至10月中旬星期日，「大勢頭」仍然尚未波及克利夫蘭市區。在記者招待會之後，我在參加全國基督教徒及猶太人聯合會晚餐會之前先回我的房間休息了幾個小時。這種活動前的小休定為「停工期」，這完全符合我的心境。我給巴巴拉打了個電話，告訴她我們已平安到達克利夫蘭，並且告訴她來自衣阿華州有關民意測驗的好消息。她從我的嗓音中便知道我是很勞累的。路上一連行程兩個星期和將近半年的艱苦競選活動之後，我竟達到這樣一種境地。把飯店裡的一個房間開始看成另一個房間。

　　在每一場政治運動中，一個候選人會經歷情緒有起有落的週期，甚至堅定的樂觀主義者也是這樣。不僅投票有這種情況，自己也是這樣。有時候這些週期只持續幾小時，在別的時間，有時則持續好幾天。有的時候一覺醒來或者熬過30分鐘便過去了；但是也有的時候會拖下去，影響候選人發表演講、接受電視採訪和全面看待運動。

　　他或許對需要全力參加運動開始有了另外一種想法——像我給巴巴拉打完電話後有過的那樣——自問在星期天下午，我滿可以在家裡，幹嘛要在這裡呀？或者他也許甚至會問起最基本的問題：我為什麼要參加這次競選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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