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治·布什自傳(41)

四一

　　除了創造一個比較靈活的國家安全委員會，肯尼迪還為他的國務卿迪安·臘斯克和國家安全委員會顧問邦迪創造了在政策上進行競爭的條件。這種機構之間的競爭在臘斯克和羅斯托之間延續了下去。然後是尼克松時期亨利·基辛格與威廉·羅傑斯之間的競爭（直至基辛格在國務院替代了羅傑斯）。為控制外交政策而進行的鬥爭在卡特時代仍在繼續，只不過競爭者的名字變為茲比格紐·布熱津斯基對賽勒斯·萬斯。

　　鬥爭在裡根時代仍以不同的方式繼續進行。裡根總統先後有五位國家安全委員會負責人，從理查德·艾倫到弗蘭克·卡盧奇。他們中沒有人具備基辛格或者布熱津斯基擁有的那種權力和影響。但是一個國家安全委員會職能機構放在適當的位置上了，它起著大大超出這一機構原來規定的作用。在1985—1986年期間，它採取了最重大的步驟，在外交政策領域不僅策劃而且獨自採取了秘密行動。

　　這種情況在布倫特·斯考克羅夫特手下不可能也不會發生。他任國家安全委員會主任時的行為堪稱楷模，值得未來的美國總統在挑選和適當使用國家安全顧問時仿效。斯考克羅夫特嚴格遵守國家安全委員會法規，把所有成員的意見都準確如實地向總統彙報。他沒有努力使國家安全委員會變為一個制定政策的機構，他知道美國並不需要兩個國務卿和兩個國防部長。

　　我任中央情報局局長時，每天早晨辦公桌上都有從情報站發回的文電。文電報告，由於國會山不負責任的調查者的洩露造成世界範圍的公開，我們正失去有價值的情報來源。例如：
·四個拉丁美洲國家的情報服務機構大幅度減少了與中央情報局的聯繫，它們都援引了新聞報道中的洩露。
·一位東歐高級官員當美國間諜，從1972年便停止了與中央情報局的合作，害怕被公開和揭露。
·一位曾同意為我們提供其政府情報的共產主義集團外交官與我們斷絕了所有聯繫，說他不能冒險為一個內部事務天天見報的情報局工作。

　　在工作上我還是一個新手，讀了這些報告我日益感到沮喪，因為國會山和新聞界還要求增加中央情報局工作的透明度。我信任與國會和新聞界的合作，但是，如果情報來源受不到保護，情報局就無法完成維護國家安全的任務。

　　在福特任職的最後一段日子裡，為了保護中央情報局的情報來源，我進行了一場最大的鬥爭。然而，對手並非敵對的國會委員會和新聞界，而是司法部，還牽涉到異乎尋常的埃德溫·吉本斯·穆爾案件。

　　穆爾是中央情報局的前雇員，1973年離開了情報局。三年後，1976年12月21日晚上11時左右，他將一個包裹扔過華盛頓西北部蘇聯使館居住區的柵欄。蘇聯警衛以為是炸彈，便叫來了美國的特工人員。結果發現包裡裝的是穆爾在情報局工作時期的文件的複製品，外加一張答應為20萬美元報酬再搞些材料的條子。這項生意準備第二天傍晚進行。

　　這時聯邦調查局插手進來。主動去當間諜的穆爾把接頭地點安排在鄰近的街道。聯邦調查局的車開過了接頭地點，丟下一包東西。更為荒唐的是，一個小孩跑過去把那包東西撿了起來。一直都在附近修整自己院子的穆爾沖過馬路，把小孩趕跑，奪回了那個包。他希望得到的是20萬美元，裡面裝的卻是一份對他的間諜活動的起訴書。

　　司法部這時也插手了。為了這一訴訟案的取證，檢察官需要穆爾扔過蘇聯使館柵欄的那些文件。情報局為了密切配合提供了一些文件，但是沒有提供全部文件。被我們扣留的文件中有秘密情報人員的名單和一些在國外旅遊時曾幫助過我們的公民的身份。

　　我們從蘭利的角度指出，如果司法部在公開審判中用這些文件作為證據，那麼蘇聯人便能免費得到穆爾索取20萬美元要交換的文件。我們希望宣判穆爾有罪，但我們不能冒險交出那些秘密名單。我們還告訴司法部，已經提供的材料足以用來進行一次強有力的訴訟。

　　司法部不同意。司法部長愛德華·利瓦伊堅持情報局應提供所有的而不是部分的文件。我們拒絕了他的要求，中央情報局和最高法院相持不下。直至福特執政的最後一個月，這一問題仍未得到解決。接著便是司法部長和情報局長在橢圓形辦公室的對抗，由總統作出最後決定。

　　我和利瓦伊在布倫特·斯考克羅夫特的辦公室等待見總統。開始談論這一案子時，雙方還比較冷靜。後來，司法部長為了使別人接受自己的觀點，說中央情報局拒絕交出所有文件是「水門事件式的掩蓋手段」。

　　只怪我們是在下班後來見總統，準備離開辦公室時又不得不重新撿起手頭工作；只怪水門事件期間利瓦伊沒在華盛頓，因而不知道自己的話對我的傷害有多深。但是，一年來總是聽到初出茅廬的記者和國會山的初級調查員說「水門事件式的掩蓋手段」，我無法容忍了。

　　「幾分鐘後我們與總統談這件事一，我提高了說話的聲調，「你怎麼不去告訴他——就用你剛剛說過的那番話。」

　　這時，斯考克羅夫特為了緩和一下我們進橢圓形辦公室前的緊張氣氛，打斷了我們的談話。我和利瓦伊一直都很友好，現在他意識到觸動了我的痛處，說也許不必在總統執政的最後一點時間裡還打攪他。我們也許有辦法解決我們的分歧。

　　確實有辦法。利瓦伊冷靜一下來，我冷靜下來，由我們的律師來解決這一問題。1977年12月，埃德溫·吉本斯·穆爾被判處25年徒刑——沒有用中央情報局不願公開的文件。

　　第二次總統競選時，我是白宮角逐的近距離旁觀者。1972年尼克松與麥戈文競選期間，我正擔任駐聯合國大使。現在，從蘭利七樓辦公室，我作為一個超黨派的（雖然並非不帶偏見的）公職人員，注視著福特與卡特的競選。

　　然而。我必須在競選中扮演兩個角色——一個是次要的，另一個是重要的。次要的角色是充當吉米·卡特1976年夏天在美國律師協會演講時攻擊一天的對象。卡特告訴美國律師協會，尼克松和福特都把政府的一些重要職位當作「失敗的競選者、忠誠的政黨夥伴、失寵的白宮助手和特殊利益的代表們的堆存場所」。他還特別提到了我，把我1971年在聯合國的任職作為例子。

　　這些並未使我扮演另外那個重要角色輕鬆一些。作為情報局局長，競選者希望我能簡要介紹情報工作，也就是說我必須好幾次飛往佐治亞州普蘭斯。隨同前往的還有一些情報官員，他們向民主黨被提名人提供有關專業問題的情況。

　　我們在普蘭斯卡特的家裡見了面。主人彬彬有禮，但保持一定距離；客人也同樣彬彬有禮，但有點不自在。競選結束後，卡特稱這次情況介紹為「專業性的、有能力的和非常有益的」。我得知後很高興，因為當時我沒能很好地估計出他的反應。卡特在美國律師協會的演講並未把我拋開。我把那次演講當作溫德爾·威爾基有一次所說的「純系競選言辭」，那只不過是一時說說而已。

　　另一方面，卡特對中央情報局的攻擊是頻繁的，而且夾帶著謾駡。他認為情報局是尼克松的兩件醜聞之一，水門是另一件。無論卡特出於什麼原因——因為他並不很瞭解情報局及其專業知識或者情報人員的奉獻——我感到在他冷淡的外表下還隱藏著對情報局很深的反感。

　　然而，我們介紹情況時，卡特全神貫注地收集資料。他坐在一把靠背椅上，聽我們講很長時間也不提問。只是在有關某一話題他覺得我們已經講得太多時，他才隨口說：「好了」或「我懂了」。他好像有一個索引卡片似的頭腦，把他隨時需要的材料—一歸檔。

　　然而，真正印象中的卡特是一個孤獨的人，對於陌生的人及其動機是懷有疑問的。你說什麼事時，他看著你的眼神，這意味著：我在聽你說呢，但認為你在某些方面是有所隱瞞的。

　　簡言之，卡特是一個始終存有戒心的人。他也會像那位歐洲外交大臣一樣，在聽說梅特涅親王剛剛去世的消息時竟問道：「我不懂他是什麼意思？」

　　1976年11月中旬，大選後不久，我最後一次訪問了普蘭斯。這一次我不是向總統候選人卡特，而是向新當選為總統的卡特及其競選夥伴當選副總統蒙代爾介紹情況。這將是我作為中央情報局局長的最後官方活動之一。乘早班飛機離開華盛頓之前，我去拜訪了福特總統和洛克菲勒副總統，告訴他們我將去普蘭斯。旅途中，我告訴漢克·諾奇我打算在介紹情況之前向當選總統提出辭職，好讓他任命自己的中央情報局局長。

　　會議持續了整整五個小時。我的一個助手丹·墨菲在會上概括了國家安全長期面臨的問題。當他提到一個預期在1985年左右將出現危機的問題時，一直都在靜靜地聽著的當選總統舉起手來。

　　「我不用擔心那些，」他似笑非笑地說，「到那時喬治就是總統了，他會注意的。」他又朝坐在房間另一頭的當選副總統點了點頭，然後說：「或者是喬治，或者是弗裡茨·蒙代爾。」

　　喬治將成為總統嗎？這是出自吉米·卡特口中的奇談。我不懂他是什麼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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