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治·布什自傳(40)

四〇

　　我通常是7：50扣分左右開始工作，先用差不多半個小時瀏覽頭天晚上從世界各地情報站發回的電報摘要。漢克·諾奇的辦公室就在我的隔壁。在參加每天上午9時例會的各處負責人到來之前，我與漢克·諾奇和另外一些行政助手常常開個短會。

　　這些會議是非正式的，但節奏很快，通常討論一些最新情報。按日程安排我該去國會委員會的那幾天——在不到一年的時間裡，我在國會山露面達51次——我們便花些時間準備即將來臨的作證重點。，

　　每週一次，星期四或星期五，我要在福特總統清晨召開的情況介紹會上向白宮彙報。國家安全委員會主任布倫特·斯考克羅夫特通常也參加這類會議。如果日程安排那天討論一些技術性很強的問題，也許總統需要什麼附加資料，我便帶上一二位情報局專家。

　　那時我已年過50，經常跑跑步。到午餐時間，有時有一二位情報局的人陪著我沿小道跑3英里路。天氣不好時，我們就利用地下室走廊。

　　我通常是下午7時左右停止辦公，在這以前要開完非正式的工作人員會議和批完文件。只有在第二天要參加總統的簡況彙報會或者重要的國會意見聽取會的情況下，我才在辦公室過夜。

　　然而，任中央情報局局長後的生活在兩方面不同於我們以前在華盛頓的生活。一是社會活動少多了，因為我認為自己不應參與任何帶有政治色彩的活動；二是我和巴巴拉有很多時間呆在家裡，談論家庭、朋友和一些私事，這是我們結婚以來第一次不能隨便談論在辦公室所做的事情。

　　我在政府部門工作過，應該更加瞭解情況。但是，一談到中央情報局，我仍像大多數外行那樣自然而然地聯想到間諜、反間諜和秘密行動。然而，我很快便瞭解到，其實只有極少數情報局工作人員在行動處——一個負責搜集國外情報、反情報和執行秘密行動的部門。

　　情報局的大多數職員在其它三個處工作——行政處、科技處和情報處。

　　行政處是處理內務的部門，負責付支票，保存職員檔案，特別是招募職員。

　　科技處是詹姆斯·邦德「無法完成使命」的部門，負責發展用來進行先進情報工作的電子和其它裝備。這個部門的工作引起外行們的豐富想像，甚至有人一本正經地提出在不太遠的將來科技能夠代替人在國外進行情報工作。

　　這一理論的缺陷是，至今還沒有人發明出一種機器可以用來估計幾千英里以外人們的意圖。科學和技術可以為我們準確地提供某一國家軍艦的數目和位置，至於那個國家的領導人是否準備動用那些軍艦，就只有依靠人來判斷了。

　　這就是情報處的用武之地了。中央情報局的情報人員並不是家喻戶曉的那種斗篷與匕首的「間諜」形象。他們不過是某一領域的分析家，這裡談幾個方面，如外國政治、經濟、軍事事務以及農業。我任局長時，情報局便有1400多名工作人員有碩士和博士學位。那些水平很高的專家坐在我辦公室的會議桌旁時，他們的談話聽起來更像大學的討論會，而不是伊恩·弗萊明小說中某一章所描寫的那樣。

　　上任三個月後的一個上午，我在辦公室召開了一個會議，討論即將來臨的1976年意大利大選。在議事日程上提出這一討論時，我並不知道自己期望的是什麼。但是，我沒有料到四種意見不同的分析之間展開了一場熱烈的學術辯論。

　　那次爭論最終得到了解決。但是，如果情報官員們在某一問題上意見統一不起來時，便輪到我這個局長來決定向總統和他的國家安全委員會彙報什麼。

　　我給總統和國家安全委員會帶去的最重要的情報分析是貝魯特1976年夏天的形勢。那一年6月16日，美國駐黎巴嫩大使小弗朗西斯·梅洛伊在去會見黎巴嫩當選總統埃利亞斯·薩爾基斯的途中被暗殺。同時遇害的還有使館的經濟參贊和司機兩位美國人。」

　　在位於白宮西廳一樓的戰情報告室，福特總統召開了全國安全委員會緊急會議。會議討論了危機是否已經嚴重到需要撤退生活在黎巴嫩的美國人。」

　　回答從表面上看來是簡單的。一位大使的遇害難道不足以證明事態已失去了控制嗎？

　　未必如此。大使的遇害也許是孤立的一件事。還有另外一種可能性，謀殺的意圖也許在於削弱黎巴嫩新政府。如果情況確實如此，撤退不是對恐怖分子有利嗎？

　　作為情報局局長，我的任務是提供有關貝魯特當時發生了什麼和將要發生什麼的最新情報判斷。只有情報局人員和美國其它情報團體報回的材料，再沒有什麼了。

　　在那間小房子裡，圍繞長方會議桌就座的有總統、國務卿基辛格、國防部副部長比爾·克萊門茨和國家安全顧問布倫特·斯考克羅夫特，還有一個座位是為中央情報局局長安排的，但開會時我多半是站著研討地圖——包活表明陸上撤退路線的空中情報照片——和回答問題。

　　制定政策並不是情報局局長的份內工作。但是情報表明梅洛伊的遇害是貝魯特出現新的更危險的恐怖活動信號——足以證明有必要指示大使館建議美國僑民離開黎巴嫩。總統還命令派遣一支海軍特遣部隊去協助撤退。數百名美國人和其它國家的公民上了營救船，另外一些人分三批離開貝魯特，前往敘利亞的大馬士革。

　　有些美國人由於個人原因選擇留在貝魯特。他們抱有僥倖心理，認為周圍的恐怖活動不一定直接威脅到自己的生命，基督教和穆斯林之間的衝突不久即將結束，貝魯特又將成為世界上最美麗最文明的城市。

　　十多年以後，無論對他們自己，還是對他們國家，這仍然是一場危險的賭博。

　　正是在1976年黎巴嫩危機中，我目睹了布倫特·斯考克羅夫特如何執行他的國家安全顧問職責。他是一位個子高高的有學者風度的空軍中將，不僅具備幹這項工作所需要的經驗，而且具備所需要的性格。十多年後，千百萬電視觀眾得知他是調查伊朗門事件的托爾三人委員會中的一名。

　　作為福特白宮的國家安全委員會主任，斯考克洛夫特也必須在1947年建立中央情報局時的同一法規下發揮作用。根據國家安全委員會法案的原文規定，他的職責是「就統一有關國家安全的內政、外交和軍事政策向總統提出建議」。

　　如同中央情報局一樣，國家安全委員會也從未被考慮參與政府的政策制定工作——更談不上參與執行美國的外交政策。斯考克羅夫特明白這一點。任托爾委員會成員時他便指出，在伊朗門事件中失敗的並非國家安全委員會的作用，而是有些成員濫用這種作用的做法。

　　我同意斯考克羅夫特的說法。幾年來，國家安全委員會已經漸漸背離了原法規所規定的就政策提出建議和進行統一的目的。

　　在杜魯門總統和艾森豪威爾總統時期，法規曾得到嚴格遵守。有迪安·艾奇遜和約翰·福斯特·杜勒斯那樣個性強的人領導國務院——兩位國務卿都與他們當時所服務的總統關係密切——國家安全委員會的領導不可能將其權力的觸角伸到外交政策領域。

　　然而，肯尼迪和約翰遜當總統時，情況發生了變化。據小阿瑟·施萊辛格說，肯尼迪在尚未就職時便宣佈他將「比以往更加靈活地」利用國家安全委員會。肯尼迪的國家安全主任麥喬治·邦迪——和後來林登·約翰遜的國家安全委員會主任沃爾特·羅斯托——開始行使容易進人橢圓形辦公室的權力。沒過多久，國家安全委員會便不只是提提建議，而是開始影響外交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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