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治·布什自傳(39)

三九

　　就任中央情報局局長後，我要送出的第一個訊息是給情報局的工作人員，不僅包括蘭利總部的工作人員，而且．包括海外的工作人員。我在國會山的形象如何是重要的，我如何在輿論上獲勝也是重要的，但我必須優先考慮如何領導美國的情報工作。從贏得中央情報局和情報界工作人員的信任這一點來說，贏得國會和新聞界的好感就是次要問題了。

　　在70年代中期，美國情報人員的士氣處於前所未有的低落時期。有些人在拿自己的生命冒險。大家都在工作中發揮自己的才能，認為自己的工作對國家利益以及國家的興亡至關重要。但是，也有些美國中央情報局的工作人員做了違法或者過份的事。情報局犯了一些錯誤，有些不現實的、半途而廢的陰謀被揭露了。結果整個情報局都受到指控，它的職員和行動計劃受到懷疑。情報局的工作人員不是受到新聞界的猛烈攻擊，就是受到政治家們的肆意嘲笑。

　　中央情報局的大多數工作人員就是這樣看待情報局在1976年1月所面臨的形勢的。情報工作方面的行家比爾·科爾比被我這個門外漢——而且還是一個政界的人——代替了。

　　我必須讓中央情報局的工作人員知道，他們的新局長不會像前總統尼克松所說的那樣「全盤端』」。我給他們的信息應是：「我站在你們這邊，我們是一致的。」

　　當我以中央情報局局長的身份作出第一個決定時，我發出信息的機會來到了。表面看來它不是太重要——只不過是與後勤有關的一件事。

　　「你打算把自己的主要辦公室設在哪裡？」有人問我，「設在那幢老行政大樓，還是蘭利？」

　　老行政大樓是本世紀初建造的一座巨大灰色樓房，坐落在賓夕法尼亞大街，曾是國務院和陸軍部所在地。二次世界大戰後成為白宮的附屬建築，副總統、行政管理與預算局及其它高級行政機構在那裡辦公。如果我在這座大樓辦公，便很容易進入白宮的西廳和橢圓形辦公室，它是在有利的一面。每天清晨穿過西行政道的西南門和白宮專用停車場，會使我有一個好的形象。但同時也會傳遞這樣一種信息：新局長是一位對參與華盛頓權力遊戲的興趣大於領導情報局的政界人物。

　　因此，在蘭利中央情報局大樓第七層辦公將是我發出的第一條消息。作出這一決定比較容易，因為我確信，無論在哪裡辦公，我都能直接接近總統。

　　這是我接受中央情報局局長這一任命時提出的兩個條件中的一個。答覆基辛格的電報後，我與總統的國家安全顧問布倫特·斯考克羅夫特取得聯繫，以確定我執行新職責時所需的便利。首先，直接接觸總統，不必經過白宮西廳任何官僚的批准；其次，由我來任命副局長和工作人員。

　　斯考克羅夫特回電表示同意我提出的兩個要求。這意味著我不必為了接近總統而在靠近橢圓形辦公室的地方辦公。

　　在蘭利辦公還表明了我的觀點，即中央情報局局長應該特別避免留下參與政策制定的印象。1947年情報局的法規規定，它的唯一職責是向總統和決策人提供情報資料。我決心不僅在政策方面，而且在政治方面，都按局的規定進行工作。作為中央情報局局長，我將拒絕參加任何有黨派性的活動，包括1976年在堪薩斯城舉行的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

　　挑選副局長時，我向情報局的工作人員傳遞了第二個重要信息。我的朋友弗農·沃爾特斯將軍辭掉了副局長職務。我任命E·亨利·諾奇接替了他。諾奇身高6．4英尺，讀大學時是運動員。在蘭利七樓，他很有名氣，能像專家那樣隨時提供有關情報局工作的知識，受到同事們的普遍尊敬。

　　在情報局某一範圍內，我傳遞的第三個信息也許不如其他兩個受歡迎。有些身居要職的職業官員並沒有像諾奇那樣給我留下什麼好印象，他們必須離開情報局。

　　六個月之內，14名高級行政宮員中變動了11名。有些人提升了，其他人退休、辭職或者解雇了。但是，無論哪種情況，我都通過與他們直接接觸的方式解決，沒有採用發通知或者解雇通知書的方式。

　　沒有哪所學校或者哪位老師能教育某人怎樣當國會議員或者內閣部長——或者總統——因為每一項工作都有它獨特的要求。從事其它工作的經驗是有益的，但它不能保證你成功。有些事情你不身臨其境便無法知道。接任中央情報局局長就是這種挑戰。

　　我到情報局時只泛泛地知道一點它的工作情況。從事外交工作的經驗使我認識到情報工作在處理外交事務中所起的作用，例如：你就某國在一爭端中的立場問題與其大使談判。那位大使告訴你一些有關他們國家的政治情況。如果情況屬實，便意味著與他沒有多少討價還價的餘地，他要求公平合理地解決。但是，如果恰好在會談開始之前你收到一份情報，得知對方國內的形勢並非像他所描述的那樣，你便可以固守自己的立場。你報回國內政府，得到新的指示，發現活動的餘地比他原來說的多了。最後你按照美國的原計劃解決了分歧。

　　幾天以後，你拿起晨報，讀到一篇措辭嚴厲的文章，談所謂的情報局混亂。文章完全符合國會批評家們提出的情報局應該檢查其行為的要求。你想打電話給那些記者和批評家，至少讓他們知道情報局取得一次成功。但這不可能，談論情報工作過去所取得的成就會妨礙將來的工作。正如1961年肯尼迪總統為中央情報局新指揮部獻辭中所說的那樣：「沒有人為你們歌功頌德，但有人大肆宣揚你們的失敗。」

　　我上任後首先發現的事情之一是，幾乎所有的新聞報道都對中央情報局持否定態度。在一連串的記者招待會中，記者們使我在丘奇和派克委員會意見聽取會提出的那些問題上始終處於守勢。後來我問我的主管公共事務助手安格斯·瑟默能否列出可以宣佈的情報局成績。

　　安格斯交上來一份冗長的報告，開頭便提及中央情報局在促成肯尼迪全盛時期上面所發揮的作用。

　　我們問了許多人，關於情報局在肯尼迪執政時期受古巴問題牽連這件事，他們到底知道些什麼。他們普遍都答道：「情報局在豬灣事件中搞得一團糟。」但是，又有多少人記得，18個月後正是通過情報局在古巴的航空監視才發現了蘇聯的導彈基地？當肯尼迪總統告訴美國和全世界人民，說蘇聯宣稱它在古巴沒有設置基地純屬「謊言」時，他由於美國的先進情報能力而手頭掌握了證據。八年以後，當蘇聯又在古巴建立秘密基地時——在西恩富戈斯建造水下發射導彈設備——又是情報局航空照片的分析使尼克松總統能夠迫使克里姆林宮停止了該項工程。

　　美國在豬灣事件中的失敗成了中央情報局的敗績，而1962年導彈危機的解決—一如果沒有中央情報局的幫助便不可能——卻成了肯尼迪的功績。

　　我開始明白為什麼漢克·諾奇和他在蘭利的同事們對情報局的公開形象漠不關心，無動於衷，為什麼國會山的一些朋友不主張我接任中央情報局局長，這些議員認為這是一個形象搞不好的機構裡的一份搞不好的工作。

　　清晨7：30，一輛灰色的雪佛萊牌汽車開到華盛頓西北部我的家門前，於是我走馬上任了。除司機外，還有一個情報局安全保衛人員，他的基本任務與其說是保護我，不如說是保護我們隨身攜帶的保密文件。從我家經過波托馬克河到蘭利的情報局總部，路程為15分鐘。

　　天氣不好時，司機便把我送到它通七樓局長辦公室的私人電梯前。但是大多數情況下我走前門進去，向安全警衛出示我的層壓塑料證章，穿過門廳，經過鑲嵌著幾排星章的大理石牆壁——每顆星章代表一位以身殉職的中央情報局工作人員。

　　局長辦公室是長方形的，佈置很普通，一頭擺著一張黑色辦公桌，另一頭擺著一張長方形的會議桌。透過玻璃窗可以看到弗吉尼亞北部農村風景的全貌，秋天的風景更是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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