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治·布什自傳(38)

三八

　　科爾比就像率領著一支已經瓦解、正在潰退的軍隊的將軍。他試圖把這支軍隊再團結起來，以便能夠再打一個戰役，再堅持一天。科爾比認為，7O年代初中央情報局最不需要的是可能被指責為敢於頂撞國會和公眾的局長。

　　科爾比的「門戶開放」政策並沒有充分滿足外界批評者的要求。有些嚴謹的政府官員將所有的文件，甚至最後一份備忘錄，都標上絕密或者秘密。在國會和新聞界，有一些投機分子卻將中央情報局所遭受的打擊視為實現自己野心的工具。國家情報機構在70年代所面臨的不僅僅是公眾失去了對政府機構的信任，還有對一些政治家和記者的限制喪失了——沒有認識到「國家安全」這個詞可以被濫用，但真正的國家安全利益確實是存在的，而且在當今世界中必須受到保護。

　　尼克松給我的信中談到了這個問題。

　　在任何緩和時期，戰爭的危險減弱了，但是不靠戰爭而征
　　服的危險不斷增加。我們可以預料，世界上那些反對我們和
　　我們的朋友們的陰謀活動將在幾個月和幾年之內大幅度增
　　加。美國不能採用我們的共產主義對手特別是蘇聯的那種為
　　了達到目的可以不擇手段的哲學。另一方面，如果共產黨想
　　利用緩和時期來征服我們的話，我們必須找到一種有效的方
　　法來對付他們，挫敗他們。

　　信中附有《孫子兵法》要點（孫子是公元前三世紀的中國克勞塞維茨）。尼克松還把一句概括出其來信要旨的格言留了出來。孫子在《謀戰篇》中說：「是故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要使參議院批准一個共和黨人為中央情報局局長，1975年12月並非最佳時間。福特總統與國會的蜜月階段已經過去很久了。似乎每三位民主黨參議員中就有一位在競選總統，另外兩位則在利用各種手段謀求下屆政府的副總統或者內閣職位。

　　但是，黨派競爭只不過是福特政府整頓中央情報局所遇到的部分問題。這一年快結束時，圍繞情報局展開的爭論一天天熱烈起來。

　　11月20日，參議員丘奇的小型特別委員會發表了一個報告，控告中央情報局6O年代參與了在古巴刺殺菲德爾·卡斯特羅和在剛果刺殺帕特裡斯·盧蒙巴的陰謀。

　　12月4日，丘奇宣稱中央情報局捲入了兩年前1973年推翻智利總統薩爾瓦多·阿連德的事件。

　　11天后，由紐約眾議員奧蒂斯·派克領導的眾議院小型特別委員會要求福特政府解釋美國暗中捲入安哥拉內戰這件事。72個小時後，參議院停付了那場戰爭中親西方派的所有軍需經費。

　　如果需要什麼訊號的話，這便是國會不再在外交事務上服從白宮領導的一個訊號。我們在華盛頓看到了這個訊號。不幸的是在世界其它國家的首都也出現了這個訊號。在海外一些友好國家，問題是福特總統是否真正掌握美國外交政策。在華盛頓，問題是福特是否能夠使參議院通過一個有爭議的任命。

　　12月23日，聖誕節前兩天，中央情報局駐希臘情報站站長理查德·韋爾奇在走出家門時被暗殺。在此之前，他的名宇和工作情況在一封寄往雅典英文《新聞報》的信中出現過。

　　這確實是一個悲劇，它說明海外情報局人員經常面臨危險。但是，從華盛頓的氣氛來看，有些人並未從理查德·韋爾奇的遇害中吸取教訓。科羅拉多的參議員加里·哈特是丘奇委員會的成員之一，他透露收到一封指控委員會導致韋爾奇遇害的愚蠢信件。哈特順乎潮流地公開推測中央情報局是信件的幕後操縱者。

　　這些都為我在參議院軍事委員會參加的兩天意見聽取會定下了基調。共和黨人布賴斯·哈洛是艾森豪威爾時代國會事務的專家。福特政府召他來為通過我的任命拉選票。布賴斯是國會反對派中最精明的領導之一。他迅速瞭解到委員會的態度，回來告訴我們說，民主黨多數派打算不僅就我過去的政治生活，而且就我將來的政治前途大作文章。

　　「他們要你發誓不參加明年秋天的競選，」他說，「否則我們得不到選票。」

　　即使十年後再想起這個要求，也會覺得十分奇怪。發表一個有關副總統競選的謝爾曼式聲明？有點類似「即使提名為候選人，也不參加競選；即使當選，也不主持參議院。」這都毫無意義。我向布賴斯反復說明，中央情報局不是走向高官職位的跳板。

　　他點頭表示同意。「他們還是要你發誓，」他說。

　　「我不會發誓的，」我回答道。夠了！為總統效勞是一碼事，為了被認可而去迎合政黨要求就太過份了。

　　事情就此擱淺了。最後達成了妥協：我不必發誓了，但是白宮必須發表一項聲明。

　　布什大使和我同意，國家對當前外國情報的需要必須優
　　先於其它方面的考慮，而且中央情報局的領導應當有其延續
　　性。因此，如果參議院批准布什大使擔任中央情報局局長，我
　　將不考慮他作為1976年我的副總統候選人。

　　傑拉爾德·福特

　　委員會對此聲明表示滿意。後來他們以12對4的票數通過了我的任命。聖誕節後，參議院也以64對27的票數通過我的任命。三天后，我的朋友和鄰居、最高法院法官波特·斯圖爾特在情報局總部主持了我任中央情報局局長的就職宣誓儀式。情報局總部設在弗吉尼亞州蘭利，與華盛頓便有波托馬克河—河相隔。

　　1976年1月，總統競選年開始。福特總統與裡根州長已經在新罕布什爾州的預選中短兵相接。但是，華盛頓新聞界還報道了國家政治舞臺上出現的兩個新現象：衣阿華州選舉侯選人秘密會議和佐治亞州州長吉米·卡特。

　　通過在聯合國和中國兩次從事外交工作，我吸取的教訓之一是永遠不要低估象徵手段的重要性。不是指形象——而是別的事。形象與外表有關。即你在世人面前是個什麼樣子。象徵與信息有關，即你要告訴世界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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