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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七


  中央情報局局長吉姆·施萊辛格——比爾·科爾比的前任——調離了國防部部長職位,這一次調動並非出於他本人的意願。白宮辦公廳主任唐·拉姆斯菲爾德被提升到五角大樓,替換了施萊辛格。

  一直戴著兩頂外交政策帽子的國務卿基辛格自願脫掉一頂,同意將副國務卿、空軍中將布倫特·斯考克羅夫特提升為總統的國家安全事務顧問。

  科爾比將調離中央情報局,而布什將調往中央情報局——如果參議院批准的話。

  內閣成員調來調去的同時,納爾遜·洛克菲勒突然宣佈他不是堪薩斯城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提名的副總統候選人。比爾·施泰格爾和湯姆·克萊普告訴我這是一個政治步驟,它使我得到了中央情報局這份工作。

  據華盛頓推測,劇情是這樣的:由於裡根在與福特角逐共和黨總統提名,福特需要保護他的右翼。這就意味著洛克菲勒——從1964年起強烈反對戈德華特後一直被當作保守派的隱患——不得不離開。由於我在1974年競選福特的副總統時敗給了洛克菲勒,有些人可能認為我是在堪薩斯城爭奪第二把交椅的主要競選者——但是,如果我在以後的六個月中擔任被國會兩個主要委員會審查的、有爭議的機構的頭面人物,情況就不同了。這種經歷留下的創傷將是我被排擠出競爭,把那個位置留給別人。

  回憶那段劇情時,我想起了到中國之前羅加·莫頓對我說過的那些話。「我不打算在商務部久呆,」他私下跟我說,「你應該考慮回華盛頓接替我。那個職位絕對是躍為候選人的一個跳板。」

  然而,我在北京收到的電報並未提到羅加的商務部長職務將被埃利奧特·理查森取代。奇怪的是,理查森擔任司法部長的經歷應該使他成為接任中央情報局局長的最佳人選,而我從商的背景應該使我更適合在商務部工作。羅加懷疑是有意安排我不參加競選。我的朋友中不只他一人得出這樣的結論。

  「我想你該知道這裡的人們怎樣議論你去中央情報局的事吧,」我回華盛頓不久,一位眾議院的老同事告訴我,「他們都認為你上當了。喬治,拉姆斯菲爾德把你推上那個位置,你表示同意真是太傻了。」

  白宮辦公廳主任唐·拉姆斯菲爾德——朋友們都稱他「拉米」——有能幹的行政官和擅長於政治上勾心鬥角的名聲。他不可避免地受到有關「萬聖節大屠殺」和操縱我調到中央情報局的謠言的牽連。在他辦公室召開的一次會議上,他斷然否認了那些謠言。我相信了他的話。然而,即使那些謠言屬實,只要是總統請我承擔這一工作,無論它多麼困難,我也無法拒絕。

  亨利的電報給我帶來最初的驚訝後,我仍有機會將事情反復思考一下。在中國任職13個月後,我喜歡上了領導一個世界範圍的組織和幹那種要求從早到晚全力以赴的工作。至於「上當」了,我告訴我以前的同事,做這麼重要的事必須優先于個人志向。

  我的前同事聽後,聳了聳肩。「你還是太傻了,」他說,「不過如果我能幫上忙的話,你只管說好了。」

  「給弗蘭克·丘奇打個電話,」在門口握手告別時我回答道,「告訴他,我是一頭馴服的大象。」

  參議員弗蘭克·丘奇是愛達荷州的民主黨和一個特別調查委員會的主席。在1975年就中央情報局工作舉行的一次意見聽取會上,他曾稱中央情報局為「一頭難以駕馭的、兇猛大象」。但是,我提到這一點有雙重含義。丘奇是最先起來反對我的任命的人之一,他說,我作為一名前共和黨全國委員會主席,與政治的牽連太深,不適合擔任中央情報局局長的職務。

  另外一些參議院民主黨人和有影響的新聞輿論都附和丘奇的看法。《創紀約時報》的安東尼·劉易斯寫道:中央情報局恰恰不需要像喬治·布什那種「黨派性很強的野心家」來領導。《巴爾的摩太陽報》問:「誰會相信一個前共和黨全國委員會主席的獨立性呢?」《華爾街日報》的羅伯特·基特利稱我為「又一個努力向上爬謀求官職的人」。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我同意幹一項政治上沒出路的工作時,卻有人指責我與政治的牽連太深了。

  然而,我也得到了出人意外的支持。參議員沃爾特·蒙代爾——15個月後當上了副總統——走出黨派行列對一名記者說,也許「一位政治家」做中央情報局的工作是好的,因為他對這一機構濫用權力的危險性更加敏感。當保守派的報刊專欄作者喬治·威爾懷疑對我的任命是否明智時,《紐約時報》的自由派專欄作者湯姆·威克則提出,我從政的經歷、在聯合國和中國時不受任何黨派控制的工作經歷,也許正是中央情報局重新獲得信譽的資本。

  有關我任命的爭議越來越多,導致參議院為此而舉行了意見聽取會。當時我還收到了從加利福尼亞州聖克利門蒂寄來的一封信,信中給予了我支持和建議。

  親愛的喬治:

  同你目前將要面臨的事情相比,你過去所經歷的就太輕
  松了。我只有一個忠告:你將很願意來一個「全盤端」使參
  議院委員會成員確信中央情報局將公開今後所幹的一切事
  情。當然,這樣肯定會使你得到參議院的認可並減少反對你
  的票數。但是,這樣也肯定會毀掉一個己被參眾兩院調查委
  員會不負責任的攻擊大大削弱了的機構。

  理查德·尼克松

  尼克松提到的全盤端是暗指我的前任比爾·科爾比在中央情報局時採取的政策。科爾比任中央情報局局長時,常常受到情報局和政府的一些專家的批評,因為他在國會委員會作證時總是毫無保留。科爾比引用基辛格有一次對他說的話:「比爾,你知道你每次去國會幹什麼嗎?你是招供去了。」

  但是,作為中央情報局局長,我也不得不走科爾比當年走過的那條險道。問題是國會和公眾有權知道的內情到底有多少,從哪一步開始保守情報工作所需要的秘密。即使在最好的情況下,這也是自由社會情報工作中所遇到的問題。任何單一的專斷的回答都將受到蔑視。在「國家安全利益」這個大而不明確的範圍內,某位政府官員認為是「絕密」的東西,另一位可能認為它根本不屬￿保密範圍。

  科爾比是在中央情報局在國會的信譽空前低落的時期出任局長的——由於國會掌握著政府的經濟,這意味著情報局的活動能力也空前降低。越南戰爭和水門事件期間濫用了「國家安全」這個詞,當人們反應強烈起來時,中央情報局——由於它的工作性質是政府中最秘密的機構——特別受到強烈攻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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