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治·布什自傳(36)

三六

　　第七章　總統請我……

　　1976年弗吉尼亞州蘭利

　　致布什大使

　　亨利·基辛格發　1975年11月1日

　　總統準備于11月3日（星期一）華盛頓時間下午7：30宣佈一些重要的人事變動，包括比爾·科爾比調離中央情報局。

　　總統請你接受作為中央情報局新局長的任命。

　　總統認為對你的任命是非常符合國家利益的，並且衷心希望你願意接受。你曾經不斷地為國家作出貢獻。我和總統一起希望你能夠接受為國效勞的這一新的挑戰……

　　「真令人震驚」，當我被任命為中央情報局局長的消息在北京傳開時，一位年輕的中國嚮導對英國記者說，「布什先生來中國一年了，在此之前他在聯合國工作。想想吧，他原來是個間諜！」

　　接到亨利的電報後，我驚訝的程度不亞於那位中國嚮導。中央情報局局長？我將電報遞給巴巴拉，從她的面部表情來看，我們又想到一塊去了：1973年在紐約。用約吉·貝拉的話說：往事又歷歷在目。

　　當時的問題是水門事件，尼克松總統把我叫到戴維營，請我擔任共和黨全國委員會主席，處理來自白宮西廳的政治混亂。現在，總統又要我離開那個我倆都滿意的外交職位，回華盛頓去接管這樣一個機構——十年來，敵對的國會對它進行調查、揭發，指責它違反了法律，甚至說它無能。

　　我又讀了一遍亨利電報的開頭一句：

　　總統準備宣佈一些重要的人事變動……

　　然後又讀電報的最後一句：

　　遺憾的是，宣佈前時間有限，總統希望你儘快答覆。

　　我沒有時間再通過電報去獲得更多的消息——亨利，誰調到哪裡去了或者發生什麼事了之類的問題找不到答案。如同外交辭令，政治辭令也有其微妙之處。國務卿電報的語氣表明，他們希望我儘快答覆，不要提出什麼問題。

　　科爾比要調走了。大規模的人事變動正在進行。我去中央情報局嗎？去還是不去？

　　電報中最關鍵的幾個字是「總統請」。巴巴拉讀完電報還給我時說：「我還記得戴維營。」她沒有說別的話，只說了這一句「我還記得戴維營」。

　　她特別記得我1973年的戴維營之行，因為她當時不願意我去接全國委員會的工作。但是，那天晚上我剛剛回到家，甚至還沒來得及脫掉外套，她便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總統請了我，只要他的要求不是非法的或者不道德的，我覺得我就可以接受這項工作，我只能作出一個答覆。現在，兩年以後，巴巴拉知道這次我又只能給總統作出一個答覆。我們不久將離開北京返回華盛頓。

　　在北京工作的13個月期間，巴巴拉漸漸喜歡上了中國，還致力於研究中國的歷史、藝術和建築。對於我離開北京返回華盛頓這件事，她還有另外一個更屬個人性質的憂慮。她擔心我的工作變動會影響我們的孩子。我們仍然記得水門事件的那些日子，學校裡的一些同學常常使他們傷心。如果那算糟糕的話，那麼中央情報局局長的孩子在華盛頓的生活將是什麼樣子呢？

　　說到這個，那麼中央情報局局長本人在華盛頓的前途又將怎樣呢？且不說亨利的電報對我們私生活的影響，就它對我的事業意味著什麼來說，我自然想到以下兩個方面：

　　首先，搞政治仍是我的首要興趣。即使在最好的時候，中央情報局的工作也不是通向更高級官職的跳板，如果只是因為這一機構的局長必須是不介入政治的。任何人接受這一工作都必須放棄所有政治活動。就未來擔任當選職務的前景來說，中央情報局是死胡同。

　　（這種情況就是正在發生的事嗎？將布什埋在中央情報局裡嗎？喬治，在一個共產黨首都拜占庭式的政治氣氛下過的生活開始對你發生影響了嗎？要是以為在華盛頓的任何人——不是總統，也不是亨利，而是另外的人——心裡是這樣想的，那是可笑的……但是亨利有一次是怎麼說的？他告訴一名記者：「即使患妄想狂的人，也有真正的敵人。」）

　　我的第二個反應是關心這次調動在外交上意味著什麼。一年多來，我——我們，因為巴巴拉也像我一樣投人了工作——為發展中美之間互相尊重的氣氛和友誼，為可以超越意識形態分歧的民間往來，做了一些工作。通過低調的、非正式的方法，我們在消除兩國之間的一些引起懷疑和互不信任的障礙方面取得了進展。中國政府將會怎樣想呢？當外交官的布什不一直就是那個當過間諜的布什嗎？

　　當我把自己的憂慮告訴一位友好的西方外交官時；他講了另一位「中央情報局大使」理查德·赫爾姆斯的故事來安撫我。1973年一個夜晚在德黑蘭舉行的一次招待會上宣佈了赫爾姆斯為美國駐伊朗大使。這時，一位蘇聯大使（他本人就是克格勃老手）走到一位伊朗政府官員面前問道：「部長先生，你怎樣看待美國人任命他們的居於第一位的間諜為駐貴國大使？」呷了一口香擯（這時是霍梅尼時代之前的伊朗），那位親西方的伊朗官員說：「閣下，我認為這比蘇聯的做法好些，美國給我們送來的是第十位的間諜。」

　　我的朋友對中國人對我成為中央情報局局長的反應的樂觀估計也不過如此。無論中國人多麼懷疑美國的意圖，他們對蘇聯的不信任程度有過之而無不及。當我任命的消息傳到北京時，中國官員根本沒有感到吃驚，還顯得很高興。有一位官員向我吐露，他們花了一年時間來向我「灌輸」他們對蘇聯的威脅的看法。現在，作為美國情報局的首要官員，我可以把那些看法再「灌輸」給美國總統。

　　其實，福特總統一個月後來中國訪問時——我和巴巴拉離開北京之前——毛主席和我打招呼時說：「你高升了，」然後又告訴總統：「我們真不願讓他走。」

　　但是，我得知中國不會為我的任命而不安的最重要暗示，是在鄧副總理邀請的一次私人午餐上。他向我保證，中國將永遠歡迎我，然後笑了笑說：「即使作為中央情報局局長。」

　　因此，我對亨利電報的外交影響所懷有的憂慮有180度的偏差。後來它對我的政治前途的影響也是如此。但是在那之前的幾個星期和幾個月裡，這一點並不明朗。一連串的告別宴會後，我和巴巴拉離開了北京。當時的心情非常複雜：我們十分留戀在中國工作的13個月，又因為要回家了而感到高興；我們對自己所做的工作感到滿意，但又不滿意即將擔任的這項在政治上似乎沒什麼出路的工作。

　　對照水門事件時的「星期六大屠殺」，華盛頓新聞界稱這次人事變動為「萬聖節大屠殺」。亨利電報中提到的重要人事變動包括辭職、退職和解雇。有些人提升了，有些人降職了，有些人則靠邊了。在一年半時間裡，福特領導下的白宮似乎一直在進行政治上的調整，為接踵而至的競選年做好戰鬥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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