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治·布什自傳(33)

三三

　　外國大使們不久便發覺，中國外交運用委婉的措詞很有藝術。當你要求會見一位中國高級官員時，你可能被下列三種方式中的一種婉拒，而這三種方式都是很有禮貌的。

　　第一種方式，你可能被告知，這種會見「不方便」。這就是說，要等到地獄全部結冰才能見到那位官員。

　　第二種方式，你的要求可能「原則上」被接受。這意味著你不要著急。

　　第三種方式，你可能被通知說，會見是「可能的，但要稍等」。因為中國人的時間概念同沒有耐性的西方人不一樣，「稍等」可能意味著5至20年。

　　如同其他國家駐北京的大使們一樣，我不久也發現，「中國城牆」遠不止一種。拿起電話想要求與一位中國官員討論某個國際問題是不可能的事。這裡的規矩是：不必打電話找我們，我們會打電話通知你們的。

　　這堵「城牆」對剛到中國而很想瞭解這個國家及其人民情況的人來說特別失望。如果外交意味著什麼的話，它就是相互交往。但中國的官僚政治卻不這樣看。

　　舉個例子說，我們抵達北京不久，一個美國醫學專家組到中國進行訪問。專家們對血蛭病或叫做血吸蟲病的這種熱帶疾病很感興趣。因為這種病在中國傳播很廣，專家們瞭解這種病情肯定是為了幫助中國。我起碼作為美國大使是這麼看的。

　　中國人熱情地歡迎專家組，為他們特別安排了觀光旅遊日程和豐盛的宴會。專家們旅遊觀光的日子一天天過去。由於吃得好，體重日增，但這並不是他們來訪的目的。他們可以看長城和故宮，但看不到他們到中國想看到的東西。只是在他們多次提出請求——最後抱怨時——中國官僚政治才被衝破，才允許美國人考察中國的血吸蟲病。

　　就中國人而言，外國訪問者只能瞭解他們的中國主人想讓他們瞭解的東西。他們通常的做法是簡單地限制訪問者們去瞭解情況，但是有一個波將金式村莊那樣的地方專供基辛格這樣的特別訪問者參觀。

　　在基辛格一行五天的訪問即將結束時，又安排了一個去蘇州的旅行。蘇州位於北京和上海之間，以刺繡聞名。我們所有人分乘兩架由主人提供的英國三叉戟噴氣機從北京起飛。美國聯絡處的林思·帕斯特一周前陪一個美國大學校長小組先于我們到達蘇州。據他報告，蘇州和北京一樣，馬路上擠滿了自行車和運輸車輛。

　　但當我們同基辛格一行到達蘇州那天卻不是這樣，我們沿著幽靜的馬路行駛，沒有車輛，沒有行人。以前也有過類似的情況，曾陪一個新聞代表團訪問過中國的比爾·巴克利有一次問他的陪同人員，人們都到哪兒去了？陪同人員反問，「你說什麼？」「人，」比爾回答說，「你知道，這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

　　當基辛格一行和布什的人員乘車行駛到蘇州的主要大街時，我可以看到有大批人群擠在馬路邊上，站在路障後面。在我們訪問期間，不管中國政府以什麼理由清理街道，它都可怕地、甚至令人膽顫心驚地表明一個極權政府能夠如何控制它的人民。

　　在蘇州的一個公園裡像波將金村莊那樣的異常情景終於出現了，在那裡我們看到一群群兒童在玩遊戲、歡笑、唱歌，這顯然是一個經過精心安排和設計好的場面。當我們回到車裡時，公園裡突然變得一片寂靜，由此，我們的懷疑得到了證實。場面結束了，孩子們完成了毛主席交給的任務。

　　兩天后，基辛格一行飛回華盛頓，聯絡處大院裡的生活也恢復了正常。在我的前任戴維·布魯斯時期，聯絡處的作用僅僅是作為美國的一個觀察員和在北京外交界的一個聯絡點。他認為在美國和人民共和國之間沒有正式關係的狀況下，只能進行低調的工作。

　　基辛格顯然同意這樣做。當亨利得知我為了去北京而放棄到倫敦和巴黎出任大使時，他感到迷惑。他說，「你會不時有實質性工作可做的，但在多數情況下，你會感到令人難以置信的厭倦。」他這樣概括了我當聯絡處主任的職責。

　　考慮到中國當局對外交使團的限制，這種說法在「正常」的情況下可能被證明是真實的。但當我考察了工作的局限性和潛力後，我開始重新考慮聯絡處周圍的所謂「正常」情況究竟如何。

　　聯絡處位於北京的使館區，它的庭院使人想起20年代南加利福尼亞的建築風格：那日落林蔭道一半是西班牙式，一半是東方式。兩名穿著綠色軍裝的人民解放軍士兵守衛著大門。

　　在聯絡處有一座小樓是領事樓，它的旁邊是主任官邸。官邸很明亮，樓下是會客室和餐廳，臥室在樓上。

　　主任官邸有六名工作人員——兩名廚師，兩名服務員，兩名清潔女工。服務組組長王先生是位二十多歲的年輕人，他很和善，責任心很強。主廚孫先生是位烹任專家，據說是北京最有名的廚師之一。其他使館沒有這樣幸運的條件。一位大使夫人經常向中國禮賓官員抱怨他們使館裡廚師的烹任水平如何差，中國人終於把那位廚師調走了——當然他們是不高興這樣做的。他們有好幾周沒新廚師來，使得大使夫人不得不下廚房。

　　在交通車輛方面，為主任提供的車是一輛克萊斯勒轎車，巴巴拉和我起初乘坐這部車。但不到一個月，我採取了第一個步驟來打破過去希望駐北京的美國使節所採取的模式。這不是一個重大的外交行動，但它有助於證明亨利認為我對新工作會感到厭倦的估計是錯誤的。

　　在中國時，我曾想，為什麼不能像中國人那樣到處走走？我媽媽到北京度聖誕節時，王先生告訴我，他的朋友們把巴巴拉和我稱作「開路者，因為同中國人一樣騎自行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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