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治·布什自傳(32)

三二

　　在美國外交人員中，安德遜所擔負的工作是最艱巨的任務之一，他受命搞清楚在一個百年來習慣於秘密統治的國家裡政治形勢是如何發展的。唐和他的助手們致力於搜尋關於中國領導人地位升降沉浮的極微小的線索。他們成了研究中國領導人活動情況的專家。例如，在關於某中國領導人的誕生地落成新建築的新聞消息中是不是沒有提到他？是不是某位中國部長沒有被派出去出席一個國際會議，卻派了他的副部長出席？為什麼已經三個多月沒聽到關於某某人的消息？誰提升了？誰降職了？

　　聽了唐和他的政治處宮員們關於微妙的中國政治情況彙報後，我簡直難以想像，如果伊乃斯、諾瓦克、薩姆·唐納森及美國的其他政治專家們像觀察華盛頓那樣來觀察北京，這將是多麼好的一個獲得意外成功的時刻啊。

　　熟悉聯絡處的官員後，我的下一步工作安排是開始會見唐·安德森所屬部門向我建議的某些中國領導人。我拜會的第一位中國高級官員是我在聯合國工作時所認識的喬冠華。

　　喬當時任外交部副部長，他曾於1972年率領第一個中國代表團出席聯合國大會。在向大會發表的演說中，喬向聯大這個世界性機構申明了中國的立場，他不偏不倚地既攻擊了美國，又攻擊了蘇聯。喬成為第二天報紙上的漫畫人物，在畫中，他手端一碗米往我和雅可夫·馬利克的頭上傾倒。

　　這就是喬冠華這位強硬的外交家的形象。但後來我發現他是一位溫和的外交家，他熱心於按照他們國家的外交政策改善同美國的外交關係。通過一些非正式的晚宴交談，我們彼此有了瞭解。

　　當我做為聯絡處主任第一次拜會喬時，他已升任外交部部長。他仍然記得我們在聯合國時的那些日子。拜會不久，他為巴巴拉和我舉行家庭式晚宴。其他外國駐華使館，特別是蘇聯使館的那些政治專家們，可能已注意到這場活動並開始為此得出結論。毫無疑問，當喬安排晚宴時，就已經想到了這個問題。

　　喬曾在德國受教育，英語講得很好，他同中國外交部的一位高級官員章含之結了婚。章長得漂亮，迷人，留一頭西方式髮型。這種髮型在毛的中國很不尋常。喬不像許多其他中國領導人那樣，他同外國人談話時表現得很自然。他很和藹，但也很直率，還經常以周恩來總理來對照自己。

　　後來，由於一系列的原因，喬和他的夫人都失去了權位。在一段動亂時期，喬站在反鄧派方面。章同後來成為「四人幫」領袖的毛夫人過於親近。1976年秋天「四人幫」被打倒和鄧重新上臺時，喬和他的夫人同那些支持錯誤一派的中國領導者們走到一條路上去了。

　　可是兩年前即1974年秋天我剛到北京時，喬在中國正是一位青雲直上的人物。由於他的才華和坦率，西方外交官都願意同他見面和交談。

　　我們討論了基辛格即將訪華的事宜，我可以按照喬對亨利的說法說一句：中國人對亨利這位美國國務卿是非常尊敬的。據我瞭解，中國領導人認為，同其他西方高級外交家相比，亨利對中國以及對俄國都有更多的瞭解。當基辛格乘坐的帶有美國國徽的藍白色巨型噴氣飛機降落時，北京機場的歡迎人群就連美國總統來也不會更多。

　　當飛機艙門打開的刹那間，我還以為來訪的客人是總統。走出艙門的第一個人竟是亨利的保安人員。我數了五六個人之後停下來，不再計算人數。

　　當基辛格的特工班子匆忙走過時，中國政府的官方翻譯唐聞生議論說，「這麼多人！」對一個嚴密控制的國家來說，人數似乎過多了些，因為國務卿的安全實際上是由主人負責的。

　　這時亨利由其夫人南希和兩個孩子戴維和伊麗沙白陪同走下舷梯，在飛機旁受到熱烈歡迎。然後，基辛格乘坐官方的黑色轎車離開機場，在塵土飛揚中駛往北京西郊的政府賓館。

　　可真是塵土飛揚。雖然北京是有名的歷史古城，但到那裡剛剛一個月時間卻使巴巴拉和我回憶起1948年我們在得克薩斯州奧德薩東七條街住時的生活情況。像奧德薩一樣，中國的首都位於一片大平原的中央。颳風時未鋪瀝青路的小道灰沙彌漫，簡直使人看不清路。C·費雷德的毛色由又光又亮的金黃色變成暗淡無光的灰色。我患了感冒，雖然不一定是灰沙引起的，但也因此而加重了病情。

　　我們到了基辛格下榻的賓館。亨利神采奕奕，正和中國主人談笑風生。我在其他場合也見過亨利的這個樣子。每當這位國務卿在其成為中心人物的場合，他就變得活躍起來，就像一位搞政治的候選人會見選民後回到家裡一樣。

　　為了節省往返聯絡處和基辛格下榻賓館之間穿過街上百萬輛自行車的時間——巴巴拉和我臨時住在附近的一座賓館。一位中國主人直截了當地告訴我們，我們已被安排住在賓館的第18號樓。尼克松1972年2月第一次訪華時就住在這棟樓裡。

　　賓館雖不豪華，但還舒適。像中國的多數招待所一樣，賓館裡準備了外國客人可能需要的一切用具：筆、墨水、信紙、浴巾、拖鞋、化妝品，甚至牙刷和牙膏。在第一次正式官方活動的短暫休息時間，巴巴拉坐下來寫了封家信。她在信封上寫好了地址，並準備貼上中國郵票，可中國郵票的背面卻很少有塗粘膠的，她環顧了一下四周，然後說道：「這裡什麼東西都有，就是沒有膠水。」

　　當時房間裡只有另外兩個人：約翰。霍爾德裡奇和我。第二天，一瓶膠水放在了桌子上。

　　基辛格的訪問包括同鄧副總理和喬外長的高級會談。這些會談給了我瞭解中美關係最新發展情況的寶貴機會，上任四周後我便認識到，對一位駐中國的大使來說，獲得情況是很難的。

　　這不僅是我一個人遇到的問題——亨利在華盛頓的助手們也都不願意把自己所知道的情況讓大家分享。這一點不假，在北京的其他外交宮們同樣急於瞭解各種情況、猜測，甚至關於正在進行的事情的各種謠傳。一層保密的面紗遮蓋著駐北京的外交宮們的生活。基辛格結束訪問後，我的約見登記本上寫滿了要見我的駐華大使們的名字，他們都爭先恐後地瞭解一些所能獲得的內部情況。

　　根據尼泊爾大使的說法，剛到北京的新使節有某些優越條件。他說，這是一種新的看法。「我到這裡已經十年了，」他說，「可我認為，我現在對中國人的瞭解實際上比我剛來時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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