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治·布什自傳(34)

三四

　　1974年聖誕節是巴巴拉和我自結婚以來第一次分開度過的。她回國同孩子們一起過節，那時孩子們還在上學。但我也不是一個人獨自過節。我媽媽和一位姨母瑪喬麗·克萊門特那時已到北京。做完禮拜，我們騎車繞使館轉了一圈，之後拜訪了英國駐華大使特德·龍德。

　　我們還往華盛頓打了電話，巴巴拉和孩子們正在華盛頓過聖誕節。傑布已當了φBK聯誼會會員，尼爾考試成績很好，馬文正加緊鍛煉，以迎接籃球季節。

　　在聖誕之夜，孫先生竭盡全力第一次烹製了西方節日菜肴：火雞、桔醬及配料；不過他沒做南瓜或者胡桃餡餅甜品，而準備了一道別致的中國風味的甜品，叫做「北京粉糕」。這是一種擠上鬆散奶油並在上面撒滿栗子粉的點心。

　　但是聖誕節的大部分時間是在地下度過的。在基辛格訪問期間，亨利和我會見鄧副總理時，他曾問我是否有機會參觀「防空洞」。我說沒有參觀過，這樣就在聖誕節那天安排我去參觀。

　　「防空洞」就是北京城下面的地道。一位人民解放軍幹部和附近街道的官員在指定的路口迎接我。他們領我走進附近的一家服裝店，幾個貨架後面安著一個按鈕。按了按鈕後，一個活動門便慢慢打開。我們往下走了大約25英尺，穿過蜂窩狀的人行道，再穿過幾個像大房間的地道。地下有衛生間，雖無通風系統，但主人肯定地告訴我，地下空氣很好，並有排水設備，這個地道能容納所在街道的幾幹名居民。，

　　我們參觀的是地下避彈所，即人防「洞」。中國人在所有大城市中都在挖這種洞。毛主席曾教導，「深挖洞」，「廣積糧」。為什麼這樣做？據說是因為如果蘇聯決定對中國發動戰爭，那就是用原子武器而不是常規武器。

　　參觀完「洞」並向我的嚮導表示謝意後，我騎自行車回到聯絡處。媽媽問我觀感如何，我把參觀的情況告訴了她。她評論道，這是一份奇特的聖誕禮物：在致力於全球和平的聖誕之日應邀參觀避彈所。

　　然而到此時，我在中國的時間已足以使我懂得，中國人在同外國人打交道上很少聽其自然發展或發生意外事情。中國最為重視的是對蘇聯保持警惕，並準備應付世界形勢發生任何變化，甚至最壞的變化。

　　我同意媽媽的說法，安排在聖誕節去參觀是奇特的時間安排。不過，選擇這個時間去參觀防空『洞」，倒使我不會很快忘記這件事了。

　　聖誕節的這種安排有一點附帶的提示。它使我不能不搖搖頭，不知是不是應該消除尼泊爾大使說過的那種感覺——你對中國人知道的越多，對他們的真正瞭解就越少。

　　媽媽離開北京前，告訴我家的服務組組長王先生，她和姨媽瑪喬麗在來訪期間過得很舒適，她們表示非常感謝。出於過節的原因，媽媽表示要向王先生及他的服務組同事們送點小禮物並解釋說，這是我們國家的風俗習慣。但王先生說，「不用客氣，謝謝您。」媽媽堅持一定要送，心想王先生不過是表示客氣而已。但王仍然堅持不收，什麼也不能改變他的立場。

　　關於不收禮品的原因，據聯絡處的一位職員說，在毛的中國，如果因為幫了別人的忙而接收人家任何形式的報賞，都會被看作是資產階級——或者更嚴重。如果王先生接受了禮物，就會有風險。在統治著中國人生活的嚴格革命教義下，王先生可能會不得不在他的地區召開的所謂「自我批評」會上站起來，承認他接受了外國人的禮物。

　　聽到這種解釋，我點點頭，似乎懂了，但實際上我並沒有真懂——至少沒有全懂。原來有一種繞過不准受禮規定的辦法。只要我們的客人講明那些東西是「供你們工作中使用」，王先生和其他人便會接受——這是我們在中國期間找到的解決東西方風俗習慣之間和共產主義與資本主義風俗習慣之間的難題的方法。也許我們是這樣認為的。

　　當「開路者」騎自行車繞北京城轉時，這並不失為打破北京的外國使館區這個外交圈子的一種方法，但它仍然沒有解決同中國政府官員隔絕的問題。外交使團的其他成員們至少在每個國家慶祝國慶的各種招待會上可以見到這些官員。一位中國政府代表和他的同事總是在這種歡迎客人的社交場合出現。

　　戴維·布魯斯沒有出席過這種招待會。他把他的作用嚴格地限制在美國同中國政府的聯絡方面，而不是一個完全的外交代表。然而，我卻認為，放棄這些招待會就會失去讓人們感到我們在北京存在的機會，並且採取了接受國慶招待會邀請的做法。

　　我們接受的第一個邀請來自阿爾及利亞大使館。當我和夫人同霍爾德裡奇夫婦走進招待會大廳時，周圍的談話氣氛突然活躍起來。美國人出現在北京的外交招待會上了！但是，沒過多久，一切便恢復了正常。外交堅冰已被打破。從那時起，我們出席那樣的招待會便被視為慣例了。

　　亨利·基辛格並沒有把我扮演一個活躍的聯絡官員的做法當成一件什麼大事。有一次他告訴我，「不要管他們是否喜歡你。」我不同意這樣。我並不是為了在北京出風頭，而是要瞭解中國人——同時也讓他們瞭解美國人——在個人與個人之間。別人不說，亨利是懂得在世界事務中個人關係的價值的。正是由於他同安瓦·薩達特之間的親密關係，幫助打破了中東地區互不信任的障礙。

　　但是，在中國期間，曾有一段時間使我重新估計，戴維·布魯斯不參與外交活動的做法是否正確？那時正是1975年春天，美國和我們的南越盟國的軍事形勢惡化了。形勢的這種變化似乎不僅加深了我國在全世界的敵對國家的反美情緒，而且也加深了我們的一些朋友的反美情緒。每當我走過一群群外交官身旁時，我便感覺到他們的敵意，以及在某些情況下他們對美國在東南亞政策的失敗感到的心滿意足。

　　這些天來最糟糕的日子是4月30日，那是北京慶祝「五一」節的前夕。巴巴拉和我正在荷蘭大使館出席紀念朱麗安娜女王生日的招待會。當客人們聚集在一起時，消息傳開了，說西貢已經陷落。在一般情況下，這種招待會的氣氛比較拘謹，但在那天晚上，大廳裡卻議論紛紛。突然越南南方臨時革命政府的五六位代表急急忙忙走出了大廳。此時外面大街上發出了歡呼聲。

　　巴巴拉和我一直呆到招待會結束後才回到美國聯絡處，這時北京城到處是鞭炮聲。第二天，即「五一」節那天，大街上的擴音器播放著革命音樂，一直持續了好幾天。這不僅是慶祝「五一」節，也是慶祝「越南人民的勝利」。在越南大使館外面的櫥窗裡展出了美國領導人的照片——有趣的是，這些照片不是尼克松和基辛格的，而是前總統約翰遜和他的國防部長羅伯特·麥克納馬拉的。

　　對於生活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內的一小批美國人來說，那是一個處境困難的時期。得知那些消息後，友好國家一些同事紛紛找我談，強調不放棄在遠東特別是在南朝鮮所承擔的義務對美國是如何重要。這些意見中最令人感興趣的不是來自一位西方盟國的代表，而是幾星期後出自一位中國高級官員之口。他用其言論是經過授權的口氣對我說，「美國在亞洲擔任著有用的角色。」

　　中國人在對外關係方面可能是不夠坦率的，但有些時候也講心裡話。那位官員向我講明的意思是，儘管我們在越南的利益是相互衝突的，但我們在對付俄國人方面有共同利益。我們是相互「有用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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