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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


  第六章 我已經收到上帝的邀請

  1975年 北京

  在我就任美國駐毛的中國聯絡處主任剛剛一個月的時候,亨利·基辛格將訪問北京。這是我就任後在外交上遇到的第一個大挑戰。

  在70年代中期的那些年裡,如果你是福特政府的一名成員,只要說出「中國」這個名字,不管亨利·基辛格在哪裡——開羅、耶路撒冷或者巴黎——他的觸角都會顫抖幾下。中國是亨利的私人外交領域,是他取得最大外交業績的地方。

  基辛格突如其來的北京之行已經過去四年了。那是尼克松總統對中國採取的歷史性主動行動的第一步。現在尼克松總統已經下臺,但他的國務卿仍然指導著美國總的外交政策,特別是對華政策。

  我接替戴維·布魯斯擔任美國駐人民共和國的外交使節後,很快瞭解到這一點。

  我的任命是福特總統邀我到橢圓形辦公室討論我在他的新政府中應當擔任什麼角色問題時作出的。曾考慮我擔任的第一角色副總統的職位已由納爾遜·洛克菲勒出任。福特在宣佈他選擇洛克菲勒之前,曾打電話通知我這件事。當時他提到我們將儘快全面的「討論未來」。

  談到未來,就巴巴拉和我來說,我們能想像的最美好的「未來」是讓我們盡可能遠地離開剛剛過去的事。在尼克松政府最後幾個月裡擔任共和黨全國委員會主席成了我的一場政洽惡夢。儘管我們留戀華盛頓,但如果有人能在那個時候向我們提供一個合適的工作,那將是離開這座城市的好時機。

  當我在橢圓形辦公室作客時,總統首先感謝我作為共和黨全國委員會主席做出的貢獻,然後提到有兩個重要的外交職位即將出現空缺,一個是駐英國大使,一個是駐法國大使。

  但是我另有考慮。戴維·布魯斯正打算離開他的美國駐中國聯絡處主任的職位。我向總統提出,如果允許我選擇的話,這才是我所希望得到的職務。

  福特在煙斗裡填滿煙後抬起頭來說「中國?」顯然他感到驚奇。

  我再一次說:中國——如果有這種可能的話,並且在有這種可能的時候。

  巴巴拉和我已經談過這件事。我們已經作出了決定,就像我們在1948年決定類似的事一樣。那時我們決定不幹那些老一套的工作,而打算到西部去。現在我們同意,如果總統讓我們在海外職務中進行選擇的話,我們將要求去遠東。到倫敦或者巴黎這些重要的使人垂涎的地方任職對前程是有利的。但去北京卻是一個挑戰,前途未蔔。一個新的中國正在出現,在未來的歲月裡,美國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關係將是至關重要的。這不僅僅是就美國的亞洲政策而言,就其全球政策來講也是如此。

  美國同人民共和國當時還沒有建立正式外交關係。因此,我的任命不需要經參議院批准。但是這需要得到亨利的合作,因為在美國政府裡,沒有一件有關中國的事不得到他的審查和同意會獲得通過的。

  亨利深恐洩露中美關係的情況,以至於國務院和國家安全委員會為我擔任新職務而進行的情況介紹會都是秘密進行的。

  有些我需要知道的最重要的文件,比如導致發表1972年《上海公報》的尼克松同毛的談話這樣關鍵性的文件,都由亨利的幕僚嚴密保存著,我只有到國家安全委員會的高級幕僚和中國問題高級專家之一理查德·所羅門的私人辦公室裡才能看到這些文件。

  基辛格的專長是歐洲事務,而不是亞洲事務。但是,他是從全球戰略和安全的角度來觀察美國—中國關係的。他公開講,對華政策只能由他及他最親密的助手如所羅門和當時負責東亞及太平洋事務的助理國務卿菲利蒲·哈比蔔以及國務院對外政策規劃處處長溫斯頓·洛德來掌握。

  在我動身赴華前,亨利向我保證,他和他的助手們將把美中關係的任何情況全部通知我。就美中關係所做的大部分工作都是在華盛頓進行的而不是在北京。亨利同我的對手即中國駐美國聯絡處主任黃鎮大使經常在華盛頓見面。和戴維·布魯斯一樣,我也發現,要得到國務卿同中國人之間私人談話的任何一點情況,都得同國務院費一番口舌。

  1974年9月中旬結束情況介紹會後,巴巴拉和我便動身赴任。我們家庭的新成員C·費雷德·布什在飛機貨艙裡和我們同行。

  C·費雷德的名字是按照我們在米德蘭及休斯頓時的朋友C·費雷德·錢伯斯的名字起的。當巴巴拉問黃鎮大使可不可以帶我們的新家犬到北京時,我們第一次領悟到在我們的新職務中將會遇到某種文化衝擊。

  「一隻狗?」黃說,然後點點頭說,「當然可以,把它帶去嘛。」接著又問,「是不是一隻袖珍狗?」所謂袖珍狗,據說是中國人對小獅子狗的稱呼,因為舊時的滿清宮員經常把這種小獅子狗放在衣袖裡。在毛的中國,革命前的那種「袖珍狗」已不再得到人們的欣賞。

  C·費雷德通過了這一關,但當到達中國後,它又成為對中國人的某種文化衝擊。從40年代內戰結束後人民共和國為防止疾病傳播而開展滅狗運動以來,狗在中國已經非常稀少。當我們帶費雷德散步時,中國人竟張冠李戴,指著它叫「貓!」還有一些人表現好奇,也有個別人害怕。巴巴拉自然而然學會的第一句中國話是:「不要怕,它是一隻小狗,不咬人。」

  在現代中國,狗並不是完全不能接受的。在我們抵達中國不久參加的一次晚宴上,正式菜單上曾有一道榮稱作「五香肉」。我們回家後把這份菜單拿給一個熟悉中國文化的職員看,他解釋說,我們剛剛吃過的這道菜是用中國野狗的上嘴唇燒的。

  基辛格是在我到任一個月後來訪問的,那時我同約翰·霍爾德裡奇副主任為首的美國駐中國聯絡處30名官員剛剛熟悉。約翰身高六英尺以上,曾是一名大學運動員,體格魁梧,在外交場合頗引人注目。他是一位中國問題學者,後來任美國駐新加坡大使,然後又擔任負責遠東事務的助理國務卿。其他高級官員包括中國政治問題專家唐·安德森,經濟處主任先是赫伯特·霍魯威茲,後來是比爾·托馬斯,以及我的執行助理詹尼弗·菲茨傑拉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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