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治·布什自傳(30)

三〇

　　從黨的立場來看，使公眾理解這一差別是重要的，甚至是生死攸關的。如果做不到這一點，那麼，不光是政府，還有黨，都得面臨政治上的毀滅。

　　水門醜聞在我去共和黨全國委員會任職僅幾個月就爆發了。從1973年春到1974年8月8日尼克松總統辭職為止，我作為全國委員會的主席，幾乎全部精力都放在處理這一事件上。

　　我改變了委員會的一些做法，採用了我在薩帕塔公司任職期間差不多相同的管理辦法。如我削減了預算，首先下一道命令，把主席的小轎車換成更簡樸的交通工具。我還大量裁減人員，並下指令禁止含酒精的飲料在上班時間進入共和黨全國委員會辦公地點，從而中止了工作日中的所謂「尋歡作樂」時間——一些雇員已習以為常的行為。

　　但是這些只不過是日常事務的整頓，根本不是總統在戴維營所談到的那類事情。至於建立一個新的多數聯盟，實現這一設想的時機並沒有到來。每當一顆新的地雷爆炸動搖著尼克松總統執政基礎的時候，我們就很清楚地感到，能維持住我們已有的聯合陣線就是幸運的了。

　　大凡党的全國委員會主席，不論共和黨，還是民主黨，都要拜訪黨在各州和各地方的工作人員，扮演啦啦隊隊長的角色。我的工作則像一個繃帶運輸員，周遊全國各地，包紮黨受到的創傷。

　　自戴維營會見之後，我僅有兩次機會就黨務問題單獨會見總統。舉行過幾次內閣會議，但由於水門事件占去了白宮越來越多的時間，這些會議的重要性減弱了。

　　如果說我對白宮感到失望，那麼總統的白宮官員定然是同樣地對我感到失望。霍爾德曼、埃利希曼和丘克·科爾森想要的共和黨全國委員會主席是能在反擊帶頭起訴水門事件的調查者時充當尖兵的人。

　　科爾森有一次從白宮給我寄來一份在印有全國委員會箋頭的紙上起草好的信，讓我簽名。信中以一些白宮工作人員稱為「棒球」樣強硬的語言攻擊了批評總統的反對派。但是在我看來，這封信的語言不僅是棒球，而且是投向擊球手頭部的猛球。

　　我感到共和黨全國委員會主席的工作不是為白宮工作人員起草的激烈的政治指責蓋橡皮圖章。我被告知，簽署科爾森送來的那類信件原先是「常事」，我回答說，再也不能如此了。

　　我願意保衛總統反對不公正的批評，但對共和黨全國委員會在進行政治攻擊中該走多遠是有明確界限的。我反對的不是白宮工作人員的目的。而是他們的手段：形勢越嚴重，他們要以委員會名義進行的反擊也越激烈。

　　不用看蓋洛普民意測驗，只看看我辦公室收到的那些信件的數量和內容，我就可以衡量出水門事件對尼克松的影響。這些信來自全國各地共和黨領導人和党的成員。開始時，十分之九的人支持尼克松，並要我做更多努力來保衛他。然而，參議員薩姆·歐文的水門事件調查委員會披露的事實開始產生影響了。不久，來信開始批評我沒有使黨與水門醜聞保持更大的距離。到8月初，當我寫信要求總統辭職時，人們普遍擔心的是，如果總統再繼續幹下去，將使共和黨與他本人一起垮掉。

　　當黨內思想體系上的分歧變得模糊時，最後的轉折關頭就來到了。在參議院最強烈支持尼克松的吉姆·巴克利打電話告訴我，他準備舉行新聞發佈會要求總統辭退後，形勢就變得很明朗了：不管法律後果如何，黨內對水門一案已在政治上達成了一致意見。

　　尼克松政府的最後一次內閣會議於8月6日舉行，恰在我向總統遞交那封信的前一天。正如當時的總統顧問迪安·伯奇所說的那樣，會議是個「超現實的事件」。

　　尼克松進人了房間，像平時一樣的整潔、衣著合體，但他的臉顯得浮腫和疲勞，像是一個度過了幾個不眠之夜的人。會議進行著，總統依次聽取目前政府面臨的各種問題的近況報告。

　　內閣成員中是司法部長比爾·薩克斯比提及政府最大的難題。但是很清楚，尼克松那天無意討論水門事件。當時他的總統職務已在崩潰，彈劾不再是可能發生而是必然發生的了，要求他辭職的呼聲時時刻刻都在增長，然而總統主持他的最後一次內閣會議，就像水門事件沒有發生一樣。看來他已是一個遭圍困、受折磨而筋疲力盡、脫離現實的人了。

　　三天以後，當尼克松的總統直升飛機離開白宮南草坪時，我自己的感情是很複雜的。作為共和黨全國委員會的主席，我感到如釋重負；但作為欠理查德·尼克松一大筆人情的人，作為總統本人及其家庭的朋友，我為我所見到的不僅是一場政治災難，甚至是一出人類悲劇，而感到悲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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