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治·布什自傳(29)

二九

　　我擔任美國駐聯合國大使直至1973年1月。在我離任回華盛頓的時候，一個記者問，我在聯合國的經歷是否已經改變了我對該組織的評價。

　　我那時和現在的回答都是「是的」。它使得我對聯合國更加不滿，因為我親眼看到了它的缺點和局限性，但它也使得我更加地支持它，因為我看到了該組織在人道主義、社會及其他領域能夠有所作為，能將意識形態分歧局限於最小範圍。

　　從政治上來說，聯合國無論在現在還是將來都是世界上存在的緊張局勢的反映，而不是解決緊張局勢的機構。我記得在1971年大會期間安理會上那個最動人的講話，它是由專程來紐約要求聯合國採取行動制止印度入侵東巴的當時巴基斯坦副總理佐勒菲卡爾·阿裡·布托所作的。

　　布托作了情緒激昂的呼籲，但是並沒有效果。我在會場所看到的使我想起了1936年國聯那個令人沮喪的場面，當時海爾·塞拉西飛往日內瓦求助，因為他的國家正遭到墨索里尼意大利的侵略。

　　1936年時，國聯的成員對此曾袖手旁觀。現在1971年，聯合國的成員對要求停止兩個成員國之間戰爭的呼籲仍然袖手旁觀。

　　布托在結束他的講話時說，「你們在這兒吃的是三道酒的豐盛宴席，聽的是張口必稱先生這類奉承、恭順的語言，而我的國家卻正在被戰火分割著。」說到這兒，他激動地拿起他照著念的黃色稿紙，把它們撕成碎片，並讓這些紙屑飄落到桌上。此時，好像要強調布托這番話中的意思，安理會的主持者塞拉裡昂的伊斯雷爾·拜恩·泰勒—卡瑪拉如夢初醒似地說，「我們感謝尊敬的巴基斯坦先生給我們作了極有益的講話。」

　　很顯然，聯合國有許多長處可以一提的，但是要達到其早先給人們的希望——成為「世界和平的最後也是最好的希望」，那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呢。

　　總統要我到戴維營去見他。當我接到這個電話時，我就知道我們在紐約城的日子快結束了。

　　1972年11月取得了對喬冶·麥戈文的壓倒的勝利後，來自白宮的傳聞說，為組成尼克松的第二屆政府，大的人事變動正在醞釀中，其性質並不是選舉後常有的人事變動，而是總統考慮已久的對行政部門的一次大改組。

　　尼克松想要的是一個由高級官員組成的與白宮密切配合的「超級內閣」。這些「超級官員」之一就是財政部長喬治·舒爾茨，而財政部的實際管理工作將由一個副部長負責。

　　在預定我要見總統的那一天，我先坐飛機到華盛頓，然後去白宮，因為協助尼克松搞改組方案的約翰·埃利希曼告訴我，舒爾茨想在我去戴維營之前見我。

　　喬治還像平時那樣鎮定自若，他直截了當，開門見山地問：我是否願意作為他的副手幫他管理財政部？我回答說，這一提議令人滿意，但是我得先看看總統想怎樣安排我。

　　我坐在直升飛機上，從五角大樓直升飛機停機坪到戴維營的路上，想著喬治的提議。我的選擇——也是巴巴拉的選擇。還是願意留在聯合國，但是如果總統的想法是重新改組、調遣人員，那麼財政部差使給了我一個新的而且不同的機會。

　　在戴維營，一個隨從武官迎接我，把我帶到總統的週末住地「阿斯彭」，這是一個設備齊全、隱藏在卡托克廷山繁茂的綠樹叢中的小別墅。這兒有著歷史的氣息，走在這個地方，有走進白宮的感覺。富蘭克林·德蘭諾·羅斯福採用了詹姆斯·希爾頓的《失去了的地平線》一書中所描寫的西藏一處神秘勝地的名字，把它稱為香格里拉。我可以理解他為什麼這麼叫它。特別是在我從華盛頓乘直升飛機到這裡，一路忍受飛機高分貝的噪音以後，這裡的寧靜更具奇異神秘感。

　　總統顯得心情輕鬆，至少比在競選時輕鬆。當時，即使蓋洛普民意測驗表明他處在領先地位，比他人高出30個百分點，但尼克松的競爭本能一直使他處在警覺的狀態。

　　「喬治，」我們一坐定，他就說，「我知道舒爾茨已經與你談過財政部的職位了，如果這正是你所喜歡的職位，我也同意。但是，」他繼續說，「我真正要你去做的，真正需要你的地方是全國委員會的領導工作。喬治，對共和黨來說，這是一個重要的時刻。我們有機會在今後的四年中建設一個新的聯合陣線，而你就是能使其實現的人。」

　　原來是這樣。我告訴總統，我需用一點時間來考慮這個問題。他同意了，並要我在作出決定後打電話通知埃利希曼或者他本人。

　　我一回到華盛頓，就打電話給我的好朋友商業部長羅傑斯·莫頓。在涉及白宮的內部事務時，我最為尊重羅傑斯的判斷。他建議我，如果接受黨主席的職務，那麼我應當確保有出席內閣會議和改組委員會的權力。該委員會的前主席、參議員休·斯科特贊成羅傑斯的建議，他告訴我，「要堅持這一點。」

　　第二天，在與巴巴拉及孩子們討論了對工作的選擇後，我就打電話給埃利希曼，告訴他，如果讓我參加內閣會議並給我放手處置的權力，我將接受共和黨全國委員會主席之職。埃利希曼說，他相信總統會同意的，但是仍需證實一下。不到一小時，他就回了電話，於是我就獲得了這一新的任命。

　　我們要回到華盛頓，回到政治軌道的生活中去了。親愛的總統先生：

　　我經過再三考慮作出的判斷是，你現在應該辭職了……鑒於最近事態發展的影響，而且這種影響還將持續下去，我感到辭職對國家、對總統都是最好的。我相信，這種觀點是全國各地多數共和黨領導人所持有的看法。由於我對你永志不忘的感激之情，我寫這封信是非常為難的。如果你真離職，歷史將懷著永恆的尊敬之情恰當地紀錄下你的功績……

　　摘自給尼克松總統的信

　　1974年8月7日

　　全國性政黨的主席從沒有要作一個如此困難的政治聲明，但是這封信一定得寫。而且要交給總統，正如同一天下午巴裡·戈德華特不得不率領共和黨領導人代表團去白宮，告訴總統為了他的國家和黨的利益，他必須辭職。

　　我欠理查德·尼克松甚多，事實上，我至今仍有此感。當我最初參加競選政治職位時，他曾到得克薩斯州為我拉票。其後，他又給我珍貴的機會在國際上代表我的國家。但是我寫了這封要求他辭職的信，這是因為一個政黨和國家比任何人，即便是總統，都要大，都要重要。

　　水門事件使總統受到打擊，但是應對導致尼克松下臺的掩蓋事實真相的行為負責的是白宮；充當G·戈登·利迪等人策劃和執行破門而入的基地從而導致掩蓋事實的是總統再次當選獨立委員會，而不是共和黨全國委員會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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