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治·布什自傳(23)

二三

　　20多年後我能毫不虛假地說，無論是在以前或以後的公務活動中，我都沒有體驗過什麼事情比得上那天晚上我回家時的那種心情。

　　1966年華盛頓出現了首次當選的眾議員。當時我國在東南亞正陷入困境，國內各城市因種族衝突而被搞得支離破碎。兩年前林登·約翰遜處於權力頂峰，現在他的影響正逐漸消失。

　　這不只是共和黨在國會中期選舉中獲勝。總統也在漸漸失去對自己黨內成員的控制。政治形勢在發生大變化。國會山及其他地方的民主黨人逐漸成為總統越南政策強烈的批評者；而絕大多數共和黨人卻仍是該政策堅定的捍衛者，在參院由埃菲裡特·杜克森領導，在眾院由傑裡·福特領導。

　　林登·約翰遜用了一句話來描述拋棄他的那些民主黨人。他說他們已「將他們的驢都塗成白色，然後讓它們跟著羚羊一塊跑」。

　　一位在越南問題上支持林登·約翰遜的民主黨人——雖然他不贊同約翰遜的偉大社會計劃——是密西西比的G·V·（松尼）蒙哥馬利。雖然政治觀點完全相左，但我與松尼在眾院共事的第一年就成了摯友。

　　大多數首任眾議員去華盛頓時都帶了宏偉藍圖，為救國而樂於制訂新的法律，施行大膽的計劃。然而作為眾議院一名新手，你只是435名立法者中之———加上參議員是535名——而且處於等級的最底層。你的地區選民與其說對你載入《國會記錄》中的一分鐘外交政策發言感興趣，毋寧說對你如何有效地清除那種維繫著他們津貼支票或小型工業行政撥款的官樣文章感興趣，這也是因為你作為一名新手，在制訂外交政策方面沒什麼可做的。

　　簡言之，在國會工作方式方面你有很多要學的東西。正因為如此，在一個像眾議院這麼大的立法機構裡，你就得期望在這裡呆的時間最長的那些人——眾議院領導——指點你。。

　　在松尼的情況下，當時民主黨領導是議長約翰·麥戈馬克和多數派領袖卡爾·艾伯特。在我的情況下——以及在我的共和黨密友威斯康星州的比爾·斯泰格爾、北達科塔州的湯姆·克萊普和阿肯色州的約翰·保羅·哈默施密特的情況下——我們指望少數派領袖傑裡·福特及少數派副領袖梅爾。萊爾德。

　　這些眾院領導人——麥戈馬克、艾伯特、福特及萊爾德——懂得在自由立法機構裡領導的四原則：

　　一、不管在一個問題上的鬥爭多麼激烈。絕對不要個人化。不要說或不要做任何會在另一個時間另一問題上返回來纏住你的事。

　　二、做你所熟悉的事情。你若不知所云，你就無法指導人家。在以後的年月裡，不管什麼時候我聽到誰稍稍評價福特總統對問題的洞察力，我都會指出，在國會四年中，我從沒遇到過任何人能比當眾院共和黨領袖的傑裡·福特對未決法規之細微末節掌握得更清楚。

　　三、美國立法程序是一種平等互讓。用你作為領導人的力量去勸說別人，而不是去嚇唬人家。很有意義的是，歷年來兩黨的立法領導人一直是並不偏好於狂喊胡吹的人。

　　四、照顧到你同事的需要，即使他們在級別上處幹最底層。

　　有一位眾院領導人，我總是與這一點聯繫起來記著他，他就是威爾伯·米爾斯。作為籌款委員會主席，威爾伯是我兩任眾議員期間最有力量的眾議院成員之一。我雖是一個新手，還是要我填補了共和黨在籌款委員會的空缺，我開始將民主黨主席尊為稱職的國會領袖之典範。

　　威爾伯是一位管理能手，它使委員會正常運行。他們都不去國外旅遊——對他來說，他們全是些「僵化之徒」，他認為，就在華盛頓我們在的地方，我們是有事可做的。他精通本行即稅法，這方面知識相當豐富。他只要開口講話，同事們就洗耳恭聽，受益匪淺。然而，最了不起的則是他待人接物從夾都是有禮有節，富有魅力，他是一位不是通過欺詐手段，而是通過耐心工作達成一致來達到其工作目的的領導人。

　　無論何時舉行聽證會，我與我的來自紐約州的共和黨同仁巴伯·科納布爾都會出席並坐在會議桌的最末端。我記不清我們參加了多少次聽證會。那些年各種法案與提案攪在一起，難以辨別。但有一件事仍記憶猶新，即不管時間多麼晚，主席總不會宣佈散會，直到最年輕、級別最低的成員有機會向聽證人提問。

　　籌款委員會裡舉行的大多數聽證會是技術性的，所以引不起新聞界多大注意。這並沒使我的新聞秘書佩蒂·羅素的工作變得輕鬆。然而，有一次我們就一個法案舉行的聽證會吸引了一位大有名氣的聽證人，即汽車工人聯合會的頭兒沃爾特·路德。

　　這次聽證會一直開到下午，該委員會大多數其他成員提問後就走了。路德說了許多他得說的話。他要趕飛機，但屋裡還有記者。米爾斯主席看我坐在會議桌的末端，他說他理解這位聽證人的時間有限，但「我相信布什先生有些問題要問問你」。

　　威爾伯沒有忘記做一名新任的眾議員會是什麼情形，也沒忘記我讓休斯敦的選民知道我已在這一職位上該有多麼重要。同時，他知道我不會忘記他要使我有機會向可以製造新聞的聽證人提問。

　　這就是我所記得的處於巔峰狀態的威爾伯。後來他經受了對其個人的嚴峻考驗，他被人取笑，像酒鬼一樣成為人們的笑柄。然而在信譽上，他在從那種痛楚裡恢復過來的過程中，顯示了與其在國會山權力中心縱橫捭闔時一樣的力量與個性。

　　我在國會那些年對威爾伯·米爾斯十分尊敬，20年後我仍然如此。

　　我是一個善於傾聽的人。這不是吹牛，這是我年輕時自己學到的一點東西。我來到華盛頓後，這一點更趨完善。像大多數從政的人一樣，我喜歡聽自己發表見解，但我喜歡吸收他人之見，特別是當這一觀點出自一位思想敏銳、分析能力很強或富於創新精神的人之時。

　　比爾·斯泰格爾就是這種人。比爾28歲就當上了國會議員，是最年輕的議員之一，但他機敏過人，對種種事物之要旨都能心領神會，而且他治學篤誠，一切都依邏輯行事——即使這樣做與華盛頓圈子裡的高談闊論或耍小聰明之風背道而馳。

　　比爾及珍妮特·斯泰格爾與大法官波特·斯圖爾特及其妻子瑪朋·安，是我與巴巴拉在我們家院子裡舉行的星期天非正式戶外宴會上的常客，我們那個家位於華盛頓西北的希爾布魯克大道，當時是通過電話而沒有去看看就從即將退休的米爾沃德·辛普森參議員（即現任阿蘭·辛普森參議員之父）那兒買下來的。老米爾沃德很會做買賣，我們不到兩年賣掉這所房子時就吃了虧——一我們可能是在華盛頓繁榮的不動產市場上唯一出過這種名的人。

　　我們後來搬到了帕裡賽地大道，對我們全家各種需求來講這可說是個理想之家，地址也不錯。家裡很舒適，孩子上學也方便。

　　舉行戶外宴會是我和巴巴拉以及孩子們早在休斯敦時就已保持的一種生活方式。喬治20歲，但其他孩子連青春期都還沒到：傑布13歲，尼爾剛過12歲，馬文10歲，最小的多蘿西7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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