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治·布什自傳(22)

二二

　　不要過河拆橋是婦孺皆知的。然而，在某種情況下，拆橋是有其原因的。辭去薩帕塔總裁之職使我只有一條路可走，那就是向前——在新建的休斯敦第七區贏得議員席位，接著向華盛頓進軍。

　　布斯特·惠亭頓是我在薩帕塔公司的同事，他不理解我著了什麼魔。布斯特後來告訴一位記者說，他曾問道：「他究竟為什麼放棄所有這些而要一個每年薪金18000美元左右的差事呢？」我的回答是：「我不能對我妻子解釋這一點，所以我怎麼能對你解釋呢？」

　　實際上我不必向巴巴拉解釋，她跟我一樣關心著國內各種事情的發展，跟我一樣感到我們有義務對已經給予我們很多的社會進行報答。

　　阿琳·史密斯是我們小家庭以外首先意識到1964年競選參議員對我的生活哲理有著深刻影響的那些人中之一員。阿琳是我的秘書，後來進入我們的華盛頓班底。她告訴採訪過布斯特的同一記者：當我與亞巴勒那次競選後回到工作崗位時，「他再也無心賺錢了」。

　　這一觀察恰到好處，雖是七口之家，你不會真對掙錢的重要性處之泰然。我和巴巴拉現在已有滿滿一家子人——喬治，傑伯，尼爾，馬文，還有我們最小的多蘿西。

　　同時，我們存了足夠的錢來維持孩子們上學，而靠眾議員的收人來生活。按照得克薩斯州石油大財團水平，我們不算富翁，然而，金錢已不再是我年輕時所認為的衡量成功的最後標準。年過40之後，我終於認識到還有其他重要途徑來為孩子的將來著想。去華盛頓當一名國會議員即朝此方向邁出的一步。

　　為了達到這個目的，我得擊敗保守的民主黨人弗蘭克·布裡斯科。布裡斯科作為地區檢察官兩年前以三比一之優勢再次當選。與此同時，我在新的第七區以八比五之優勢擊敗亞巴勒而搬掉該選區的選舉箱。這次競選被認為是一次勢均力敵的競選。

　　吉姆·艾利遜是我的來自米德蘭的一個密友，也是我所認識的最勤勞的人之一。他屈尊來為我組織競選。哈裡·特裡利文沒去他的國家公共關係廣告社上班而編了一套宣傳節目。當時幾件大事是越南戰爭以及林登·約翰遜的偉大社會計劃裡的一系列聯邦開支項目。另一問題是州工作權利法。

　　我與競選對手都支持政府的越南政策，都保證削減聯邦開支，贊成工作權利法。

　　在一次候選人之間沒有明顯意識形態分歧的政治角逐中，投票人的取捨則決定於哪一位候選人在國會上更能代表該地區講話。特裡利文是一位經驗豐富的政治性公共關係擁護者，他通過一張身穿襯衫、外套背在肩上的候選人照片，介紹我們將競選重點放在「行動」這一思想上——把喬治·布什選進國會，看行動。這成了我們競選的主題。但光是主題並不能贏得選舉，除非在組織上能堅持到底。我們將「行動」這一思想運用於我們所做的每件事情，每天工作完畢之後，總有無數自願來敲門和按門鈴的人擠滿街坊鄰里。

　　這是一次共和黨關鍵性的全國中期選舉。理查德·尼克松代表參眾兩院候選人跑遍全國，為其1968年競選總統奠定基礎。他來到休斯敦為我們的競選揭開序幕。眾議院共和黨領袖傑裡·福特10月中旬出面為我們籌集資金。這次競選是對共和黨在民主黨人1964年取得壓倒多數勝利後能否複出的一次考驗，因而引起全國注目。

　　我們能夠複出而且確實複出了。
　　喬治·布什輕而易舉擊敗布裡斯科
　　共和黨贏得眾院40個席位
　　——《休斯敦郵報》，1966年11月9日

　　如果這次投票有令人沮喪的地方，那就是縱使在黑人選區費了很大功夫，爭取黑人選票還是慘敗了。這既令人不解，又叫人洩氣。我的競選對手作為地區檢察官受到社區黑人領袖批評，他的競選活動竟然針對我資助一個黑人女子壘球隊而大作文章。

　　我一直希望有一位共和黨候選人能夠打破民主黨對這一地區黑人投票人的控制。作為一縣的共和黨主席，我已將我們黨的資金存人一家黑人開的銀行並在南得克薩斯州學院附近開了一個有全日工作人員的共和黨辦事處，該校是州裡主要黑人學院之一。在競選國會議員過程中，我談到了這樣一種取得突破的可能性，即不僅在地方黑人領袖方面而且在一位交往時間頗長的朋友比爾·德倫特方面取得突破。1948年比爾·德倫特是一位主管黑人學院聯合基金會的全國領導人，我當時在耶魯校園領導黑人學院聯合基金會運動。

　　林肯的党既應擁有也應吸引越來越多的黑人給予支持和參加進來。這在1966年似乎很重要。在80年代依然如此。黑人作為直接選舉投票人，民主黨認為這是理所當然的，這種情況對他們並不是最有利，對我們的政治體制也並不是最有利。

　　公民權住房不受歧視法案於1968年4月提到眾院，而當時全國仍受著小馬丁·路德·金慘遭暗殺的創傷。這是在國會四年中我投票贊成的最有爭議的法案。我的行政助手露絲·紮瑪麗亞每天都向我報告郵件數。該地區的信件以壓倒之勢反對這一法案。在我投票贊成該法案後，郵件越來越多了，而且越來越惡劣。恐嚇不僅沖著我而來，而且還對準了我身邊的工作人員。

　　單獨付諸筆端的答覆不會使該區反對住房不受歧視法案的人們滿意。這一問題感情色彩很濃，不得不面對面地說清楚。

　　投票一周後。我乘飛機回家，參加在該區西部紀念堂舉行的一次集會。屋裡的人擠得滿滿的。從介紹我時場上發出的各種怪聲來看，這裡面也是沸沸揚揚，群情激昂。另一位發言者為會議定了調子，他預言住房不受歧視法案「將使政府控制私有財產，那是共產分子的首要目標」。

　　會場一靜下來，我就開始發言，開場白的主題是愛德蒙·伯克對自由社會中立法者的作用下的定義。「你們的代表不僅將其勤勞而且將其是非曲直判斷力歸功於你們，」伯克寫道，「他若隱沒自己獨到的見解而盲從於你們的觀點，那就不是為你們行事，而是背叛了你們。」

　　這一段話道出了我對自己作為他們的眾議員這一職務的看法，但還有一點要申明，不管我的清一色的白人聽眾是否同意。這跟下列一點有關：住房不受歧視法案應獲得他們的支持，也應得到我的支持。

　　我提醒他們，甚至在我們聚集一堂時，美國黑人卻為了保護我們的自由及生活方式而正在越南戰鬥。從越南回來的一位美國黑人勇士反而被剝奪我們美國白人享有的自由，他們對此感受如何呢？

　　「一個人不應因為是黑人或者講話帶拉丁美洲口音而吃閉門羹，」我說，「不管怎樣，這似乎是基本原則。」我總起來說：住房不受歧視給了那些「因習慣和歧視而被拒之門外」的黑人和其他少數民族一線希望。

　　我說話的當兒，那些因我被引薦而向我發出的致意尖叫聲停止了，觀眾似乎安靜下來。在大多數情況下，我能得到某種暗示。怎樣使一次演講被人接受，而那天晚上，我一直到結束也沒觀察出什麼東西。

　　我講完後，向前望瞭望一排排表情沉靜的面孔，接著轉過頭向節目主持人表示謝意。就在這時，掌聲四起，並且聲音越來越大，直到有人站起來熱烈歡呼。在這以前發生的所有煞風景之事似乎煙消雲散了，我感覺到某種異樣的事情發生了：在場的有些人——不是全部，而是有些人——心裡發生了變化。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