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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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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既然有許多生物學家已下決心要瞭解麥克林托克的工作,人們就可以對什麼是已存在的困難和怎樣去克服它們作一番觀察。這些科學家們一次又一次地把他們的「突破點」定於在實際的玉米籽粒上「看模式」的經驗上。用一位生物學家的話來說,「一張單色的照片比她所有的論文加在一起更能說明問題」。 伊夫林·威特金關於她怎樣從麥克林托克的肩上向前看而加深了對基因理解的描述,就更說明問題了。在麥克林托克連續而清晰的指導之下,威特金通過觀察材料,也學會了「實際看到基因的開和閉」。 威特金可以說已學習了一種特殊的語言——在這種語言裡,單詞和可見的形態編織成為有意義的緊密結構。一旦知道了「語言」,威特金就可以說,據她所知麥克林托克所提出的論點是可信的,證據是嚴密的。但是對於那些受麥克林托克影響不大的人,它們是「不可理解的」。 為了「看」麥克林托克之所「看」,威特金不得不學會了更多新「語言」,她不得不具有和麥克林托克同樣的內在的想像力。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科學上的「看」與藝術上的「看」不同。基於這個認識,我們最公開的和最私下的看法是:科學的「看」,需要更多的交流,更多的實踐,需要某種共同的意識。 魯道夫·安德姆在他的經典著作《藝術和可見的直覺》中,提醒我們說: 通過人腦所有的有意識和無意識的力量,它接受、形成和解 釋外部世界的影像。而無意識的領域不經過知覺的反映,是永遠 不能成為我們的經驗的。沒有前者,就沒有辦法顯示後者。不可 避免地,「看」,需要一個主觀的形式,一個想像的行動,一種 注視的方法,在某種程度上它必須由某些個人的直覺來決定。其 結論決不會是簡單的、服從於「客觀」判斷的「事實」,但事實 或圖像依賴於產生它們的內在的想像力。在日常生活中,這些個 人直覺很少出現差異,而需要別人合作的共同的想像力則常常出 現差錯。但科學和藝術同樣對內在的主觀有很高的要求:兩者都 是決定性地依賴內在想像力的,起了傳遞普通眼睛所看不見的東 西的作用。 從文字上和它所包含的意義兩方面來看,在科學的創造力方面,想像力所起的作用,並不亞於其它的因素。傑拉爾德.霍爾頓,一位科學的想像力十分敏銳的觀察家,曾經評論過想像力對進行創造性實驗的兩位特殊的科學家,羅伯特·米利肯和艾伯特.愛因斯坦的意義。按照霍爾頓的說法,如同聖托馬斯看見六翼天使,瓊·佩林看見原子一樣,米利肯看見電子。霍爾頓引證了米利肯的研究風格的三個重要因素: (1)他有用有創見的慧眼注視正在進行中的事物的能力; (2)他形象化的能力有助於下結論; (3)此外,幾乎是未承認過的而且當然是未經分析的事先設計好的有關電學的理論,使他 睜開眼去注視、去說明。 愛因斯坦的例子更為人所熟知,他是通過想像一位旅行者對一束光的視覺經驗而走向相對論的。後來,他評論說:「在那些年月裡,我有一種方向感,那種筆直地走到具體的事物的感覺。當然它是非常難以用言詞表達的……但我經歷過一種觀察,一種使用視力的方法。」對於愛因斯坦來說,數學本身是「看得見」的。他寫道:「幾何涉及的對象,看來同感覺的直覺方式並無不同,那是能看到和觸到的』。」霍爾頓評論說:「想像的對象對愛因斯坦來說是顯然可相信的真實、可看到的材料,他能夠自覺地、象做遊戲似地那樣複製和拼合,也許很像是玩拼板玩具遊戲。」 在霍爾頓所列舉的例子裡,就象戴森描述範曼一樣,想像力的主觀方面的重要性主要在於發現的過程。到處都需要核實。對麥克林托克所研究的特定證據的性質來說,發現和核實都同樣地依靠「看」。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她的研究手段更接近藝術家:在這兩個例子裡,是否能夠得到最終結果取決於觀察者是否有可能具有相同的想像力。正是這感情上的相互交流和提供證據的需要,要求我們在一定的程度上具有內在的主觀意識、共同的想像力,以及共同的語言。對於這些,麥克林托克卻認為她不打算加以考慮。結果是:她的「自然之書」讀物依然是她自己的。 共同的想像力的前景在整個五十年代漸漸遠去了。當麥克林托克自己的研究工作繼續為她在四十年代形成的圖畫增添色彩時,在遺傳學上到處所發生的事件卻引導大多數生物學家走上一條截然不同的路。但這條分叉路是另外一個故事,講述那個故事,需要我們注意那些新事件是什麼和它們包含了什麼。 ◎第十章 分子生物學 我們現在知道五十年代是遺傳學分子革命的十年。但是——具有諷刺意味或者恰如其分地說——這十年開始的時候,經典遺傳學正遇上危機,在相當短的一段時間裡,有可能會出現完全另外一種類型的革命。隨著許多遺傳學家對基因的經典概念的日益不滿,現在是離經叛道者取得成功的時候了。在這種思潮下,麥克林托克的工作看來能夠被一些人理解並且已被一些人理解了。她的工作是對這場分子革命的一個重要支持。雖然,在實際上,革命還沒有發生。 一九五一年,在冷泉港召開了「基因和突變」討論會,與十年前召開的「基因和染色體」討論會相比,這次會議主要討論了基因的新進展情況。同時,會議對即將到來的十年略略作了展望。這門學科的過去情況和未來前景的明顯對比是富有教益的。 作為一九五一年討論會的組織者,米利斯萊夫·德梅雷茨在刊印的資料彙編的一開始評論說:「差不多五十年以前就已經把遺傳單位標為『基因』了,但它的定義是什麼這個老問題卻一直沒有解決。事實上,自一九四一年積累起來的大量信息使遺傳學家比任何時候更無法確定基因的物理性質。」 一九四一年的討論會標誌著在這十年裡我們對遺傳學染色體基礎的理解幾乎取得了持續的進展。在這期間,細胞遺傳學研究之花已結出果實,大量的證據使遺傳學家確信基因的基礎在於物理化學,或者,更確切他說,在於分離的物理單位的綜合。德梅雷茨總結當時對基因的普遍看法如下:「十年以前,染色體被想像為有明顯界線的固定單位,它們排成一列,好象珠子串在線上,非常穩定,幾乎不受外部的影響。」除理查德·戈德施米特和其他少數人外——他們最初是對抗這樣一個簡單化的論點並傾向於更為全面的遺傳機制概念的——但後來都被說服了。甚至曾告誡說基因只不過是「有用的抽象物」(「符號」,就象麥克林托克稱它們的那樣)的那些更保守的思想家,看來也都被說服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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