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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


  但是,問題不僅在於思想本身是外來的,因而很難被大多數遺傳學家所掌握,而且還在於麥克林托克所提出的這種證明,或者更確切說所形成的模式,同樣也是難以被接受的。當麥克林托克最初在一九五一年冷泉港學術討論會上提出她的工作時,她著手描述在六年多的時間裡曾經生活和工作過的一個體系——她研究那種植物幾乎有三十年了。她對玉米的瞭解,其熟悉和透徹的程度甚於任何一位讀者。此外,當時她總是習慣於獨立進行研究,對這個特殊體系所進行的六年研究工作更是與世隔絕的。的確,她幾乎逐日與威特金交談,並定期與羅茲(以及斯蒂芬斯)通信,但是這種交流絕大部分是單向的。她單獨地發展了她的思想,而沒有不斷地與同事們進行討論以相互增進瞭解。一旦落實了細節、搞清楚了模式之後,她所面臨的工作就是讓其他人也瞭解它。要完成這一工作,她需要一種和她的讀者一樣的論述語言。

  科學家和科學的哲學家們傾向于認為「科學語言」在本質上是精確的,使用它的人必須理解彼此所講的話的意義,即使他們不同意也罷。但是,事實上,科學語言並不象普遍相信的那樣與普通的語言有所不同:它也常常不精確和模棱兩可,因而很難被正確理解。此外,新理論(或論點)即使有的話,也很少通過條理清楚的歸納、演繹、核實(或證明其不存在)等方法建立起來,也很少以簡單的方式受到辯護、否定或者被接受。實際上,科學家們將科學的方法論的規則與大量直覺、美學和哲學信奉的混合物結合起來。有時候,稱為超理論或者超邏輯的思想組成部分,在新原理或新定律的發現上的重要作用是得到普遍承認的。(我們可以回想一下愛因斯坦的描述:「這些基本定律不是通過邏輯的方法得出的,它只通過直覺,並得到實驗的有力支持。」

  但是,這些超邏輯的組成部分在說服力和接受方面聽起的作用(使論點可信)討論得較少,部分是因為它們不大明顯。論點的可靠性和有效性是由共同的實驗方法所決定的,是由以共同的語言交流這些實驗的廣泛實踐方法所決定的。這些方法很難確切的領會,這是因為它們是這樣的普通,因而被認為是理所當然的。只有當我們擺脫了這一思想的影響時,只有當我們能夠以共同的語言逐漸取得一致時,我們才能意識到不清晰的前提和虛構的實踐這些缺陷,並增加相互的諒解。

  甚至那些非常易於提供確定數量的課題,論述也大量地取決於慣例和說明——這些慣例是多年來共同的實踐和參加活動而得到的。因此,甚至理論物理學的一個論點——所有的科學中最數學化的科學——也取決於一個公式裡所用術語意義的公有概念、取決於公式和它們所代表的過程的關係。當這樣的共同「語言」不存在時,論點就不再有效,即使公式是無懈可擊的也罷。

  新近出版的弗裡曼·戴森的自傳體回憶錄特別闡明了這種不同的「語言」在物理學中所起的作用。戴森回憶說,他自己的地位是理查德·范曼的卓越但又很難理解思想的「解釋者」。他發現範曼不能和漢斯·貝蒂和其他大師們交流思想,就作出決定,他的工作「應該是懂得迪克(範曼)並用世界上其他的人所能懂得的語言解釋他的思想。」顯然,範曼試圖自己解釋他的簡單但非正統的方法並沒有成功,「沒有人懂迪克所說的一個詞。」而當戴森最後知道了範曼的論點的關鍵所在時,他就知道為什麼會那樣了。

  迪克的物理學這樣難於被普通物理學家所掌握的原因,是他
  不利用公式……迪克只是寫下他頭腦裡的解答而竟不寫下公式。
  他掌握了事物發生方式的物理學圖像,這圖像直接提供解答,只
  用了很少的計算。毫不奇怪,那些終其生只是解公式的人就被他
  挫敗了。他們的頭腦是分析型的,而他的頭腦是圖解型的。我自
  己的訓練……是分析型。但當我聽迪克講課,凝視著他畫在黑板
  上的奇怪的圖表時,我逐漸地吸收了他的一些形象化的想像,開
  始熟悉他對宇宙的看法……(在一段時間之內,範曼的思想)緩
  慢地吸收到物理學的結構之中,因此,現在,在三十年之後,很
  難記得為什麼在一開始我們會認為是那樣的難以掌握。我非常幸
  運地在一九四八年去康乃爾,那時這個思想才剛產生……我目睹
  了長達五年智力鬥爭的最後階段。通過這場鬥爭,迪克奮力前進
  達到統一觀點的目的。

  在比物理學更經不起定量檢驗和較多地依靠定性判斷的領域,解釋傳統的份量相應就更大了。在這樣的領域內,當實驗和「語言」出現不一致的時候,解釋——就象戴森所闡明的——是非常重要的。必須在根本不相同的實驗和「語言」之間進行一些調節。但是由於同樣的原因,在這些領域內,這樣的調節工作可以說比依靠定量判斷困難得多。也許科學領域間的最大不同,在於有效的交流所必須的各種實踐。在理論物理學中,許多這樣的實踐,特別是文字和數學符號之間相互關係的許多實踐,可以通過讀和寫獲得,在其它領域,則要求物質本身更加有形的、積極的參加。細胞遺傳學正是這樣的一個領域。

  在細胞遺傳學所進行的爭論中應用了相互作用的定性和定量論據,定量分析依賴于大量仍然是定性的鑒定,特別在某一遺傳交叉的結果可計數之前,需要鑒定特殊表型的和細胞學的特徵。這兩個鑒定過程需要大量經驗,而這些經驗是不參加實際觀察的人所不易得到的。只有對眼睛進行大量的訓練才能取得經驗。麥克林托克的眼睛己訓練得不同凡響。「看」,實際上就是她科學經歷的核心。

  對於我們所有的人來說,我們的有關世界的概念取決於我們所看到的,而我們看到什麼又取決於我們想些什麼。我們知道得越多,我們看到的也越多。但是對於麥克林托克來說,這一認識和視覺之間的相關性似乎總是比大多數人更為密切。即使這二者之間沒有區別,她也通過看去理解,通過理解去看。尤其可以證明的是她所講的她是怎樣最終看到脈孢菌的染色體的故事。她在顯微鏡下觀察這一微小物體時失敗了,但她並不甘心。她不斷地挑選染色體進行觀察。她走出實驗室,坐在桉樹下苦思冥想,在那裡「做自己的工作」。當她覺得一切都就緒了,她又回到顯微鏡旁。現在染色體被看到了,不僅是她,而且,從此以後,也被其他人看到了。

  假如這是一個通過思考得到洞察力的故事的話,那麼,它就更應該為人所熟悉了。它的真正力量在於作為一個眼光的故事,一個使得麥克林托克的工作如此富有特色而同時又如此難以用普通的語言予以表達的思想和眼睛之間連續鏡頭的故事。

  通過多年緊張而又系統的觀察和解釋(麥克林托克把它稱為「把你所看見的綜合起來」、,她已培養了理論上的想像力——一個高度清晰的細胞內部世界的影像。她觀察玉米植物的生長,檢查葉片上和籽粒上的模式,在顯微鏡下觀察它們的染色體結構,她直接看到了這一井井有條的世界。這「自然之書」同時被身體的眼睛和思想的眼睛讀到,麥克林托克在玉米籽粒上所看到的斑點是一種密碼課本。因為她理解它們的遺傳意義,所以她能夠直接讀到它。對麥克林托克來說,身體的眼睛就是思想的眼睛:普通的語言是不能表達這一讀物的完全結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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