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有獨鍾(30)_學達書庫

三〇

　　當然，並不是所有的同事都走散了。她有好朋友，有幾個堅定的同盟者（伊夫林·威特金是不可動搖的），還有分散在各地的大量忠實的讚賞者。幾個玉米遺傳學家充分理解、讚賞她的工作，他們來找她談話，交換技術信息，獲得行情消息（或種子）。在這些人中間，重要的有羅亞爾·布林克和彼得·彼得森，他們本人的工作引人注目地將他們引向與麥克林托克相同的方向。一九五二年，布林克（與羅伯特·A·尼蘭一起）發表了轉座的證據，這一證據是通過對彼此相關的部位進行觀察得出來的。

　　一九五四年，布林克和P.C.巴克利能夠證明他們獨立地分離出來的一種控制因子是Ds-Ac體系的一個實例。一九五三年，彼得·彼得森分離出一種突變型，到一九六〇年，他就能夠證明這種突變型是麥克林托克在那時已詳細說明過的另一調節和控制體系：Spm體系。確實，在接下去的二十多年時間裡布林克和彼得森的工作重複了和證實了麥克林托克本人的許多發現。「我們是和諧的，因為我們研究的是（相同的）題目。」但是他們「處在思想的不同水平上——我們因此不能交流。」

　　但是，即使她有這麼一些朋友、同盟者、讚賞者，甚至同事，還是不能抵消壓倒多數的同行對她的學說的抵制這個經歷，如果說麥克林托克以前所遇到的是物質上的孤立的話——她單槍匹馬地工作，得不到學生、博士後生，或者最接近的同事的幫助——那麼她總可以與全國的遺傳學家保持聯繫。誠然，她處於許多重要渠道的外圍。但是，隨著成功的增加和威望的提高，她比遺傳學領域的其他婦女更靠近業務活動的中心。她經常參加聚會，不時收到討論會的請帖，並且漸漸變得習慣于世界各地同事的來訪。甚至在冷泉港，雖然她的同事們在不同的崗位上從事著不同問題的研究，他們之間的關係似乎仍然處得不太好，但她還是備受尊敬，她和幾乎所有的同事的關係至少是和睦的。

　　現在所有這一切看來都變了。在學術上和職業生涯裡，麥克林托克是孤立的，但這種孤立使她的思想深化了，並隨之出現了一個新的天地。在五十年代，她努力談論自己的工作，但徒勞無功。於是，除了在華盛頓卡乃基學院的年鑒上發表年度報告外，她不再談論，也不再發表文章了。

　　她進一步退到自己的研究中去，越來越「感到自己」「未偏離目標」，她依靠這個來保護自己。但在同時，她越來越小心翼翼了，她怕遇到潛在的懷有敵意的聽眾，甚至不想接受冷若冰霜的同事們的來訪。她的實驗室仍然對那些真正想聆聽或者只是想談談的任何人開放，不過在必要時，她也用總是那麼犀利的言詞來保護她自己。愛丁堡大學的一位動物遺傳學家洛特.奧爾巴克，是那些想聆聽的人中間的一個。她發現麥克林托克的耐心和清晰出人意外。她只花了一下午時間，就能把自己的工作解釋得十分詳盡，這不僅使奧爾巴克感到信服，而且給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回歐洲後，她熱情地試圖說服其他人也相信麥克林托克的工作（但結果未獲成功）。奧爾巴克記得喬舒亞·萊德伯格訪問麥克林托克實驗室之後所作的評論：「天哪，那個女人不是瘋子就是天才。」奧爾巴克說，麥克林托克在見面半小時之後就把萊德伯格和他的同事攆走了，「因為他們驕傲自大。這是她不能容忍的……。她覺得好象隻身一人穿過了沙漠，沒有一個人跟著她。」

　　麥克林托克本人認為即使歲月艱難也應保持樂觀。她意識到大多數遺傳學家並不想知道在做些什麼，「這一點也不使我煩心。」後來她說，實際上她開始感到「高興」。「這是很幸運的，因為人們愛談他們自己和他們的工作，而我有機會傾聽。我聽得非常仔細。」她認為值得在這上面花費時間的一個理由是，那些年來在遺傳學中有那麼多的進展。「我正在受教育，對我來說，這是一個不會後悔的機會。事實上，我認為這是一個巨大的機會，使我可以傾聽別人的談話而不是別人聽我的。但看來這對我是很難的。」

　　但是，儘管她從別人那裡學到了新事物，儘管她從自己的工作中得到了快樂，但是冷泉港的氣氛對她實在不很適宜，她得考慮要離開那裡了。她不止一次寫信給馬庫斯·羅茲，請他幫忙另找一個新職。後來，儘管她一直沒有離開冷泉港，但是一直到今天，她沒有在這個學院裡再做過報告。

　　她認為在其它地方事情看來會好辦一些，乍看起來這種想法是沒有充分根據的。冷泉港在這一時期的生物學史上有著比較特殊的地位。在五十年代，使得冷泉港脫穎而出的一些特徵卻有可能加寬了麥克林托克和她所在的科學團體中其他人之間存在著的鴻溝。要理解為什麼很可能出現這種情況，我們得回答這樣一個問題：麥克林托克和她的同事之間有什麼地方不對頭了。

　　人們無法解釋這個科學團體最初的反應，他們說：「嗯，她錯了。」（她是「不可理解的」、「神秘的」、甚至是「發瘋的」）。有些說法則比較巧妙，例如說，她「走到時代的前頭去了。」但這種說法實際上比前面的那些說法好不了多少。這句活豈不是說麥克林托克是靠她的直覺僥倖碰上的嗎？或是指其他人得花三十年時間來等待適當的證據呢？後來，由於轉座廣泛被人們所承認，才使我們有機會並且實際上討論了這些問題。

　　當我們說不「懂」某人的論點時，通常是指沒有理解使得說話內容和諧一致的潛在的邏輯性。說某人說話難懂，就是把交流思想失敗的責任推給了對方。假如多數或大多數有能力的聽眾都不懂時，我們是可以歸咎于論文作者的。顯然，雖然把過失推給了論文作者，但是我們也可以對大部分人的推測、經驗和期望作出判斷。一篇文章的晦澀難解，是一個互相關聯的問題，甚至對於那些最有經驗的讀者也如此。因為它不單純涉及說（或寫）些什麼，也涉及聽（或讀）起來怎麼樣，以這樣的方式來看待問題，我們就能避免交流失敗是誰之「咎」那種無聊的爭論，誠然，我們普遍同意這樣一個原則：當一位科學家有了新成果，他就有責任在他自己的專門知識同別人的專門知識之間所出現的鴻溝上架設橋樑。麥克林托克沒有很有效地負起這個責任來。但問題是，她有這個可能嗎？

　　也許，在一九五一年這是可能的。但是考慮到她最初的失敗和隨後在生物學方面發生的事件，麥克林托克與其同事們之間的裂隙很快就變得太大，我認為，變得難以彌合了。看來這似乎存在著兩個隔閡，而且還不是互不關聯的困難的根源：一個涉及她的發現的革命性的影響；另一個則與她的知識和領悟的特殊性質有關。

　　關於科學論文有一種陳規陋習：論文的主張與已經被接受的信條越不一致，它所遇到的抵抗力就越大。（在這種情況下，實質上任何離奇的主張都是難以被理解的，甚至那些心懷誠意地來聽取意見的人也如此。）麥克林托克在一九五一年的報告中所主張的與占統治地位的遺傳學觀點完全不符。最大的問題是，如果遺傳因子受到涉及它們重排的調節和控制體系的支配的話，那麼基因是穩定的、不變的遺傳單位的概念指的又是什麼呢？從中心法則到新達爾文主義理論的前提是，不管是怎麼樣的遺傳變異都是隨機的，麥克林托克的報告卻說遺傳變異是在生物體的控制之下的。這樣的結論恰恰不符合標準的分析框架。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