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有獨鍾(29)_學達書庫

二九

　　六年緊張的工作使麥克林托克實現了她早年的幻夢，她以嚴謹的結構和充足的論據建造了一座理論的大廈。大量資料塞滿了辦公室的櫃子：一次遺傳交叉一張卡片，記錄這些交叉數據的厚厚本子，大辦公桌堆著附有說明的資料，以及只論述轉座的分成三部分的長篇手稿。麥克林托克回憶說：「那時候轉座對生物學家來說純屬無稽之談。」因此，實際上她的資料處處都遇到了預料到的反對。「我狂熱地收集表明必須發生轉座的證據——直到確鑿無疑為止。」證據多得無法公佈。她分幾次寫出有關Ds轉座的連載文章——用給那時已搬到了伊利諾伊大學的馬庫斯·羅茲的私人信件形式寫出專題論文。麥克林托克送了一份複寫的副本給斯但利·斯蒂芬斯——在羅利的北卡羅來納州立大學從事棉花研究的一位聰明伶俐的、富有同情心的遺傳學家。在冷泉港，麥克林托克每天跟伊夫林·威特金一起討論她的研究結果。

　　遺傳學家西奧多修斯·杜布贊斯基的學生伊夫林·威特金第一次來到冷泉港是一九四四年夏天；次年夏天她又來到冷泉港，一呆就是十年。現在威特金教授主持拉格斯大學巴巴拉·麥克林托克研究會的工作——在那鼓舞人心的漫長年月裡，威特金感到了麥克林托克給予她的恩惠，為表達她的謝意，威特金就以麥克林托克的名字命名了這個研究所。從一開始，那位年長的婦女就受到了這位年輕的女士的愛慕和欽佩，伊夫林·威特金很快就成了能分享麥克林托克直覺和發現的人。麥克林托克在深奧的玉米遺傳學方面對她進行指導，並向她解釋所得出的數據的意義。

　　威特金本身不是一位玉米遺傳學家，但是在麥克林托克的指導下，她很快就勝任了辨認模式的工作，而且她幹得如此之好，以致「實際上也能看到基因在一定時間裡開閉」。威特金自己的實驗室與麥克林托克的實驗室在同一幢樓裡，當有什麼新東西出現時，麥克林托克就打電話給她，她就下去看。學習玉米遺傳學——與她所研究的細菌是這樣的不同，且複雜得多——占去了她大量時間。但是，能夠沿著麥克林托克研究的方向前進所感受到的激動，使她覺得值得一干。

　　「只要從她的肩上向前看，看著那些目標，你就能想像事情將如何進行——她使你看到了它，」威特金說，「她甚至能夠把它傳播給一個門外漢。她能夠將其付諸實現。」

　　威特金回憶說在當時分化的問題壓在每個人的心上——甚至在威特金的博士考試中向她提出了怎樣說明由相同的胚細胞所引起的組織發育分化的原因——但是沒有人知道答案。麥克林托克所發現的「與我們所知道的任何東西都全然無關，它像是在觀察二十一世紀。」

　　然而，沒有多少人象她那樣自信。麥克林托克回憶說，「伊夫林是唯一真正懂得我所幹的事情的人。」馬庫斯.羅茲當然是支持她的——他絕對信任她——但她不能肯定他是否完全懂了。冷泉港的其他大多數人都不很懂得玉米遺傳學，而且在一九五〇年以前，他們通常能得到的唯一說明是麥克林托克寫給華盛頓卡內基學院的報告。這些報告同後來所寫的論文相比，是異常易讀的，但在當時就很少有人讀過它。這些報告並沒有得到廣泛的流傳，也幾乎沒有什麼材料支持這些報告。科學家們則一般是不留意一所學院的年度報告來瞭解在這個領域裡發生的事。

　　一九五〇年秋天，麥克林托克在「國家科學院資料彙編」中發表了Ds和Ac轉座的摘要報道。她以《玉米易突變位點的由來與行為》為題介紹她的課題，以促使人們注意她正在進行研究的其它類型的遺傳不穩定性（包括著名的「位置效應」）之間的相似之點，同時強調在所有這樣的生物體中，在雜色下面的機制的相同性。但提出這個工作的完整的報告的明顯原園——儘管只是強烈的暗示——是下一次冷泉港的學術討論會。隨著會期的日益臨近，她變得越來越憂心忡忡。那時候，她將怎樣能夠拼湊起足夠的文章以讓她說清楚一切？她能把她所「懂」的傳達給其他人嗎？她完全知道她自己的思想和她同事的思想之間已存在著不一致，知道他們中間的大多數人將很難領會她的新發現的含義。

　　◎第九章　不同的術語

　　麥克林托克的擔憂是對的。那年複天，她在冷泉港學術討論會上的演講遭到了石頭一般的沉默。除了一、兩個人之外，沒有人聽得懂她。後來，出現了竊竊私語，甚至，有人竊笑她，有人則直率地抱怨她，不可理解，這個女人在忙些什麼呢？

　　不知怎麼地，她感到「悵然若失」。她所作的闡明她的體系的邏輯努力看來已一敗塗地了。當然，她會再試一次的，因為演講打不中要害是很平常的事，但是失望看來是巨大的。她揭去了她的創造物——一個無與倫比的說明的模式，加上充分證實的證據——的面紗，這是她六年來嘔心瀝血和精疲力盡的緊張工作的目標，而現在她的同事卻拋棄了她。

　　憂慮至少能起使我們對逆境有所準備的作用。但是看來麥克林托克對失敗的程度缺乏準備。她又作了嘗試——在幾次討論會上，在她發表在《遺傳學》雜誌上的詳加敘述的論文中（包括許多原先簡短的介紹中所沒有的數據），五年之後，在一九五六年的冷泉港討論會上她又作了一次介紹。在這期間，她所解釋的控制和調節的機制顯得更複雜了，因此，現在她的工作更難而不是更容易進行下去了：周圍的環境甚至變得比一九五一年的時候更加難以接受。僅僅只有兩次，有人要求她提供她在《遺傳學》雜誌上所發表的論文的單行本（一九五三年），而且，在一九五六年，如果有什麼的話，那就是比一九五一年的時候出現了更多的蔑視。

　　甚至沒有一個人真會對這一嚴酷的急轉直下的情況有所準備。但是麥克林托克想必是最缺乏準備的了。在她的領域裡，她不是一個新手，並且，儘管平時她已經歷了許多的困難，但她還是習慣於在科學上取得成功。首先是，她習慣于受到同事們的尊敬和讚美。到一九五一年，她是遺傳學領域的泰斗之一，處在象她那樣地位的科學家是不希望自己的工作被人斷然拒絕的。

　　象麥克林托克那樣對人的權利有著強烈信念的人是指望有人傾聽的。從長遠觀點看來，這種信念對麥克林托克是極端有用的，因為它提供了她所需要的保護使其得以繼續工作。但在短時間內，這種信念僅能加劇對她的打擊。當時，她對這些都不屑一顧，不過同時她也承認，一九五一年的學術討論會「確實打擊了」她。「令我吃驚的是，我不能再與他們交往了。我受到了奚落。他們告訴我真的瘋了。需要對這件事再次作出調整。」從長遠的觀點看來，她宣稱，這件事使她受益匪淺，但是和她最接近的一些人感到這是一次要她個人付出高昂代價的再調整。「後來，有那麼幾年，我不能和任何人談我的想法，也沒有人請我參加學術討論。」她回憶起一位著名的遺傳學家、一位冷泉港的常客曾對她說：「『我不想聽你談你正在做的事情。那可能很有趣，可是我知道那是一種發瘋』——或者是諸如此類的話。」有一些話更不禮貌。她複述了「一件可笑的軼事」：有一位著名的遺傳學家稱她「只是冷泉港閒置了多年的一隻舊手提包。」朋友們把這件事告訴了她，以免她聽到後感到突然。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