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有獨鍾(22)_學達書庫

二二

　　她相信大腦的作用「好象一部計算機」，處理和合併數據，遠比我們可能意識到的為複雜。找到了錯誤的原因之後——歸檔的錯——她放心了。「那使我覺得滿意，因為，這件事告訴我：只要計算機在工作，就會準確無誤。」她意識到全部工作就是「注視這些隱性組織美麗的條紋」，她說，計算機是不休息的，「我從未錯過一次。」對於她，這個故事的最重要之點是：必須對腦子的情況作這樣的判斷。「這是靠完全的自信、完全的瞭解才得以完成的。我瞭解每一棵植物。在未能知道我在綜合什麼，我瞭解了表型。」在這兒，瞭解意味著什麼呢？「它意味著我在使用一部計算機，它工作得非常迅速，非常準確。我不可能訓練任何人那樣幹。」

　　自從她作為一個年輕的研究生時候起，她總是自己做研究工作中最勞累的部分，不論是繁重的工作還是例行公事都不假手於人。在這方面，幾乎所有的科學家在開始時都和地一樣。但大多數科學家一旦成名，就學會把越來越多的例行公事委託給別人去做。當然也有例外，如埃默森就是一個。他遵照哈裡特·克頓頓的指示：「不要把任何事情當作例行公事」，以自己親手做工作而引以為驕傲。至於麥克林托克，問題並不在於驕傲，她的精湛技巧在於她觀察的能力，在於處理和解釋她觀察所得的能力。隨著歲月的增長，把她任何一部分工作委託於人的可能越來越少，她發展的技巧連她自己也不能確定，更不用說傳授給別人了。

　　科學上洞察力的性質和任何其他方面一樣，是非常難以理解的，幾乎所有懂得培養洞察力的大科學家都懂得尊重它的神秘的作用。正是在這兒，它們的推理能力找到了本身的極限。在公然對抗合乎情理的解釋時，創造性的洞察力激起了那些實踐那種能力的人的敬畏。他們終於知道、相信而重視了它。

　　「當你忽然看到了問題，有些事發生了，在你能化為文字語
　　言前，你就有了答案。一切都下意識地完成了。對我，這已發生
　　了多次，我知道什麼時候把它當真的。我是絕對肯定的，我不去
　　說它，我不對任何人說它，我只是肯定這是它。」

　　這種自信不是新的東西。她說了早年在康乃爾的一件事——這看來是越過任何的自覺意識的另一「瞭解」的事例：「一棵特殊的植物因一次易位而雜合了，就是說，一條染色體進行了易位，而同源的另一條染色體卻是正常的。按照減數分裂的分離定律，它通常產生百分之五十缺陷性的花粉粒（從此不育），百分之五十正常的花粉粒。」那時有一位博士後生剛開始研究易位。他從這些植物檢測花粉，希望它們或者是完整的（沒有易位），或者是雜合的（百分之五十的花粉不育）。他跑來對我說，『有的植物只有百分之二十五到三十不育，不是百分之五十不育。』他是在田裡告訴我的，他被擾亂了。」

　　麥克林托克也被擾亂了——擾亂得這樣厲害，以致她離開了玉米田，走過窪地，口到實驗室，在那兒坐了約半個小時，「就是想那件事，忽然之間我跳了起來，一直跑到田裡。在田的高處（別人都在田的低處），我喊道，『尤蕾加，我解決了它！我知道答案了！我知道這百分之三十的不育是什麼。』」當她走到窪地底，一群玉米遺傳學家聚在她周圍，她認識到不能通過她的洞察力來提出證據。「證明它，」他們說，「我坐下來，取出一個紙袋和一支鉛筆，開始草草塗寫，那是我從前在實驗室裡從未做過的。很快，一切都過去了，答案有了，我就跑開了。現在我可以一步一步地做出來了——那是一系列複雜的步驟——我就按照實際情況把它畫出來。（那個博士後生）看了看材料、那恰恰跟我所說的一樣，跟我畫的圖一樣。好了，為什麼我不在紙上畫就可以知道呢？為什麼我是那樣的肯定以致我會那樣激動，只是說，『尤蕾加，我解決了它！』呢？」

　　那答案可能又一次是因為她熟悉每一棵植物，她不斷地對它們進行研究，獲得了全部的知識。一個同事有一次評論說她能夠為她所研究的每一棵植物寫「傳記」。雖然她也考慮到這項工作在智力上的深度以及她對植物研究複雜性也有所瞭解，但她自信，只要小心謹慎，她能信任由一個直覺所產生的另一個直覺。在未來的歲月裡，那自信心將成為巨大支持的源泉。

　　◎第七章　冷泉港

　　我是大自然的一小片。

　　——艾伯特·愛因斯坦

　　甚至在美國參加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大西洋這一岸老百姓的生活還是運行如常。大部分美國人感覺到戰爭的存在是在許多日子以後了。而且，生物學家不象他們在物理學方面的同事，在戰爭期間，始終保有相當的自由。第二次世界大戰不是一場生物學家的戰爭。

　　在偷襲珍珠港前夕，麥克林托克又把精力消耗在私人的動盪之中。她又一次被解雇了。在離開密蘇裡時，她丟掉了她的唯一的職業，沒有其它的指望。「我知道我可以幹些事情，我不會餓死。」但除了麵包和黃油之外，作為一個生物學家，她需要一個場所可以做研究工作，一塊土地可以種植玉米。在那時，康乃爾大學早就停止了要求選題自由的政策。埃默森已退休。他的學生們也都各奔前程。埃絲特.帕克在伊薩卡北五十英里處買了一個農場。把康乃爾當作「一個可歸之家」的所有想法，現在已化為烏有了。

　　在這樣的時刻，人就需要好朋友。巴巴拉。麥克林托克有一個特別要好和忠誠的朋友，那就是馬庫斯·羅茲。他剛接受了哥倫比亞大學的新職。她寫了一封信給他，問他將在什麼地方種植他的玉米（假定那不在曼哈頓）。她迅即得到了回信。羅茲自己還沒有完全定局，但那年夏天他打算去冷泉港。「我也要去，」她想，「在那裡種玉米。」

　　邀請是容易安排的。她寫信給米利斯萊夫·德梅雷茨，一位果蠅遺傳學家，她認識他很多年了。德梅雷茨一九二三年就到了冷泉港。他象他的大部分同事一樣，對麥克林托克的工作評價很高。她是一個受歡迎的客人，四十年以後她回憶說：「我在六月來到冷泉港。而當夏天過去之後，我留了下來——我非常喜歡這裡。」但她依然沒有職業。她住在一所夏季別墅裡，安排住到十一月份。但隨著冬天的到來，夏季別墅最後也關了門。幸好馬庫斯·羅茲在哥倫比亞的公寓裡有一間空房，她就住到那裡去。

　　不久以後，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一日，德梅雷茨被任命為華盛頓卡乃基學院遺傳學系的主任。他上任後的第一個行動，就是拜訪麥克林托克並向她提供為期一年的職位。她躊躇不決。她還沒有確定她要幹什麼。在她未確定之前，她無意於接受任何正式的職務。但現實沉重地壓著她。最後她被哥倫比亞的朋友們說服了，接受了那個職位並回到冷泉港。幾個月以後，德梅雷茨建議把這個任命改為固定的。

　　她回憶說：「甚至在那時，我並沒有覺得真的非要一個職業不可。我不知道我要幹什麼……我不希望我自己對任何事情承擔義務，因為我享受著自由的樂趣，不希望喪失（它）。」德梅雷茨十分堅持，他力主她去華盛頓同當時的卡乃基學院的校長萬尼凡爾·布什談一次話——她說，作為一個待聘的婦女，這是一個必須履行的手續。德梅雷茨說：「無論如何，你現在就去，你可以搭當大的飛機回來。」她很勉強地同意了：「請不要擔心我是否能找到職業。」結果是：她和布什的會見是決定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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