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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


  一九四二年春天,布什作為國家航空顧問委員會主席兼卡乃基學院校長,精力全放在戰爭上,腦子裡塞滿了許多其它的事情。然而他抽時間會見了麥克林托克。「事實是我們度過了一段奇跡般的時間,我們談了各種各樣的事,而我完全不覺得緊張。他也如此。」在她回冷泉港的那天晚上,布什打電話通知德梅雷茨,同意對她的任命。「我接受了它,仍然不知道我是否要一個職業。要等四五年之後,我才真正知道我將呆下去。」

  為什麼要她決定有如此之困難?理由是難於推測的。卡乃基學院向她提供的是其它學院所不能提供的——一筆薪水、一塊供她種玉米的土地、一個進行研究的實驗室和一個家。在這兒這樣的環境中,她可以追求她自己的理想,幹她認為合適的工作,使她免去了系裡的活動、教學任務和行政責任。但這種保護也許過了頭。在那田園詩般的隱居中,冷泉港可能令人覺得象一個偏僻的村落,又小又遙遠,有幾分離開了正常的科學交流。

  常年開放的主要實驗室是由華盛頓卡乃基學院創辦的——之後就稱為他們的遺傳學系。但原先在一九〇四年用一筆可觀的捐款開辦時,這兒是一個實驗進化站。著名的優生學家查爾斯·達文潑特是第一任系主任。在六位專職研究人員的幫助之下,達文潑特建立了這個站,作為美國早期遺傳學的主要研究中心之一。一九一〇年以後,與哥倫比亞、哈佛、康乃爾和其它學院的實驗室相比,它已相形見絀。雖然如此,它繼續保持著重要的新遺傳學研究中心之一的聲譽。常年的研究人員人數,介於六到八位之間。再加上少量的研究員和助理研究員,以及一大群助手。在夏天,湧入的客人三倍于專職研究人員的人數。

  佔用同一場地的是長島生物學學會,它是布魯克林藝術科學學院生物學系夏季實驗室的派生機構(從一九二四年開始),由當地的常駐人員負責。長島生物學學會主要是一個夏季研究機構,它吸引了一大群來自全國各地的卓越的遺傳學家。

  長島北岸,冷泉港把夏天休假的愉快閒適和促進科學的交流結合起來。有一個海灘可以遊玩;一個飯廳可以就餐;為數不多的實驗室可供工作。它對來這裡避暑的生物學家們(帶家屬或不帶家屬)是一個有吸引力的地方。一九四一年夏天,冷泉港接納了六十多位遺傳學家,其中有許多名字是伴隨經典遺傳學的發展而成名的,還有其他一些人,象依然年輕的馬克斯.德爾巴呂克、薩爾瓦多·盧裡亞,他們的聲譽與新遺傳學的建立俱來。甚至那老康乃爾派,也有巴巴拉·麥克林托克、馬庫斯·羅茲和哈裡特·克賴頓作為代表。

  但是,隨著秋天的來臨,那些傑出的人物都回家去了。留下很少一部分骨幹,繼續做他們的研究工作。雖然同哥倫比亞生物學系保持了密切聯繫,但冷泉港一到冬天就屬￿自己。但它大小了,不能提供象麥克林托克在康乃爾所熟悉的那種令人感興趣的材料以讓整個學術圈子共同使用。甚至密蘇裡都為同行們提供了對麥克林托克自己的研究領域進行交流的較大的可能性。唯一的例外是在冷泉港短暫地工作的、偶然來此的青年研究員(彼得·彼得森是一個)。麥克林托克是,而且將依然是,那裡唯一的玉米遺傳學家。漫長的冬夜無人可談,沒有志趣相投的人分享那理想,或者最重要的是,沒有人可以開開玩笑。哈裡特·克賴頓在津津有味地回憶起「巴巴」早年扮小丑的愛好時說,麥克林托克在冷泉港就是沒有「足夠的娛樂」。雖然社交圈子對其他人可能像是一個大家庭,但麥克林托克似乎從來就不是它的一員。

  然而,不可否認的是麥克林托克在冷泉港受惠不少。儘管她最初在心理上很矛盾,但卡乃基學院所提供的贊助,可能最後拯救了她的職業。戰事總動員將導致國家科學佈局的巨大變動,冷泉港即使在最壞的情況下也不是太壞的地方。最後,顯然沒有多少選擇的餘地。她的工作需要一個場所。一九四二年初,她搬到冷泉港,恢復了當時對她最有興趣問題的研究工作——那引起反復的裂一合週期的染色體缺失。她如此熱愛的這一工作,又一次吸引住了她的精力和注意。

  那年年中大戰正酣。卡乃基學院急於將自己的貢獻奉獻給總體的努力。理事委員會決議「把戰爭研究放在第一位,為達到這個目的,應暫停和平時期的研究。」這一決議的言外之意顯然也得到了承認。萬尼瓦爾·布什在「一九四二年六月校長報告」中寫道:「只有在很小的範圍內,我們依然希望朝著遙遠的文化目標繼續進行研究工作。」可是,他接著寫道:「並非所有的科學才能,都具有立即並直接應用於戰爭的性質,因此這種轉變在有些系應該比其它系發生得迅速些。」

  遺傳學系同其它領域比起來就屬￿那些非當務之急的系之一。雖然有一些冷泉港的工作人員,已經轉向戰時科研項目,但對大多數人來說,研究工作進行如常。巴巴拉·麥克林托克的研究工作看來是重要的,是「遙遠的文化目標」的基本研究,它在行政的年度報告中,受到了有利的關注。

  可是,即使遺傳學的研究可能沒有受到戰爭的多大影響,但日常生活是受到影響了,到處都看到舊衣服和眼淚。冷泉港的空氣甚至變得比平常更寧靜,顯然也更艱苦了。汽油的短缺阻止了旅行,定量配給降低了食堂伙食的質量,夏季湧來的遊客數量減縮到微不足道。沒有別的事可做只好工作。月複一月、年復一年地過去了,而遺傳學的新貢獻就從冷泉港源源不斷地輸向了各地。

  有些研究最後改變了遺傳學的面貌,但當時對潛藏著的變化的廣度,就沒有人能看到了。對我們現在名之為經典的傳統的研究,正生氣勃勃地繼續進行著,不斷地出成果。有象麥克林托克那樣的遺傳學家在該領域進行探索,使我們所熟知的遺傳學日趨複雜。但其它的遺傳學家,卻走向另一個不同的方向——並很快就出現了日趨簡單、越來越缺乏想像力的局面。根據後來的認識,大多數歷史家說,分子革命是在四十年代早期開始的。

  最重要的事件是恰在冷泉港西四十英里所產生的一個發現。在一個下瞰東河的實驗室裡,奧斯瓦德·艾弗裡和他的合作者,科林·M·麥克理奧德和麥克林·麥卡蒂——都是洛克菲勒學院的——發現DNA是特殊的遺傳特徵的載體。但這一事件的全部重要意義,在四十年代還看不出來。其它進展的意義、它們的微妙影響,同樣也很不清楚。當時有誰能預言盧裡亞和德爾巴呂克的工作方法(實際上大部分工作是在冷泉港作出的)會使遺傳學家們的研究課題發生如此的改變呢?四十年代是生物學發酵的時代。但它們所引起的範圍廣泛的劇變,在五十年代還未能完全感覺到。所有這些發展同麥克林托克的生活和工作間接地發生關係,還是多年以後的事情。

  與此同時,麥克林托克對玉米遺傳學的研究,進行得非常順利。新成果大量湧現,在她給卡乃基學院的年度報告中和她為《遺傳學》雜誌所寫的長篇論文中記載了這些成果(「玉米純合子的缺失與突變和複等位基因的關係」)德梅雷茨在為遺傳學系所寫的年度總結報告中,突出地提到了她的非凡的形象。然而在冷泉港工作了兩年之後,一種幽閉恐怖症的感覺向她襲來。她準備休息一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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