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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七


  她搬進了實驗室,重新開始了研究工作。工作已日益成為她日常生活的支柱。她繼續傾全力於跟蹤染色體變異動力學的工作,那使她得益匪淺。麥克林托克幫助全國的科研工作者播下了需要繼續進行耕耘的種子。全然由於穎悟,她是無可匹敵的。除了她,沒有一個人能夠只通過嚴密的觀察就懂得那麼多細胞的秘密。她利用了兩種細胞遺傳學家有用的證據——一種是肉眼所能觀察到的,即在成熟玉米的組織中所存在著的大量的顏色和特徵的新的模式;另一種是染色體內部的物理變化,只能通過顯微鏡看到。她具有無比精湛的技巧,能把各不相關的線索綜合成彼此相關的有意義的整體。她逐漸能識別出哪些是值得追蹤的線索,她也能直覺到什麼是重要的,馬庫斯·羅茲曾形容她是一個「園藝能手」「無論幹什麼,她都能幹出大的名堂來。」

  在密蘇裡期間,她確實幹出了一件大的名堂來——部分是因為事情本身了不起,部分是因為在後來的研究工作中有可能被她採用。在她完成了環形染色體的研究之後,她轉而研究斷裂的染色體重退火的情況。X 射線特徵性地引起許多染色體的斷裂,產生了斷片,重返火後堿基排列的順序或者是正常的,或者是顛倒了的。麥克林托克發現一個倒位的染色體,能通過同正常的同源染色體交換產生「具雙著絲粒的」染色體,就是說,一個染色體就有兩個著絲粒,即細胞分裂的兩極。在隨後的核分裂的每一週期中,上述染色體的兩個姊妹半染色體試圖分離(在後期),但仍通過兩極之間的染色質形成橋。當機械力上升時,橋就斷裂,當染色體加倍時,新的一對染色體的斷裂端就互相癒合(見下圖)。以這樣的方式形成的染色體就一直具雙著絲粒。在生物體全部細胞中,這樣的週期:斷裂——癒合——橋在植物的生活史中多次重複進行。當斷裂端最後不再癒合時,這一週期循環就結束了。但在籽粒的胚乳組織內不定期地出現了重複。裂——合——橋週期導致了大量的突變,使胚乳組織出現特徵性的彩斑模式。這許多突變是以前沒有看到過的,其中有些涉及到染色體重排的總體變化。

  這個研究成果從一九三八年開始以一系列論文的形式報道出來了。它引起了人們的興趣,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對某些人來說,這一成果包含了他們需要的證據,即染色體的再接合不是一種偶然現象,而是高度特定的力控制染色體相互作用的結果。其他一些人的主要興趣在於那是解釋大規模的突變原因的一種方法。而麥克林托克則兩個原因都有。此外,這一研究成果也證明了涉及生物體產生變化的另一個機理。

  然而在研究工作上獲得成功並不意味著在人事制度上也獲得成功。從表面上看,密蘇裡大學的職位解決了很多困難,但實際上麥克林托克卻沒有得到預期的發展。問題提出來了:這是為什麼?為什麼過了五年以後她又一次失去了工作?

  麥克林托克認為,她在密蘇裡的日子從一開始就是屈指可數的。她早就下了結論,那個職位是斯塔德勒為她「特別創造的」。「它非常特別,非常之好——我具有其他大多數人所沒有的特權。但當我在那裡呆了幾個月之後,我認識到這不是我能真正久留之地。我經常孤立無援,對此我無能為力。我沒有機會得到提升。我被排除在教師會議和諸如此類的東西之外。什麼都沒有我的份。」經過一段時間之後,職業地位的不自在使她日益痛苦。當她的聲譽在遺傳學界繼續上升時(一九三九年她被選為美國遺傳學會的副主席),她在密蘇裡大學的地位卻不是這樣。更令她感到不愉快的是系裡竟不把其它機構所提供的工作通知她。「來了許多封信詢問一些人(『有這樣這樣的人嗎?』)他們不把信交給我。之後來信問我為什麼對此沒有興趣,並且說有人告訴他們我已被提升了,但從來沒有人對我提起過這類事情。」

  她未被提升。但她認為他們確實是希望她留下來的。「我很知道那不可能。他們常常講到他們聘用的副教授之類的人,那些人所得到的信任還遠不及我。我依然是一個助理教授。他們對我講到招聘的事,似乎這一切與我全然無關。終於有一天,我想『就這樣吧!』我走進院長辦公室,問他,『我有可能留下嗎?』他告訴我,如果斯塔德勒發生了什麼事,他們就很可能解雇我。」於是她要求請假,不領薪水。她離開了密蘇裡。這是一九四一年六月。

  究竟為什麼沒有人要她繼續留下來,這個問題是很難說清楚的。幾乎可以肯定,她的性別是她受到粗暴歧視的一個主要原因。她並不是密蘇裡大學雇用的第一位婦女,事實上就在麥克林托克任職期間他們已提升了另一位婦女(瑪麗·簡·格思裡)擔任動物學副教授。是否因為她曾要求得到與她的才能相稱的權利,並以請假來表示不滿從而被認為她「難對付」呢?在某種程度上事情有可能是這樣的。當了五年的助理教授,她不僅沒有進入社交圈子,而且即使參加過那麼一兩次活動,也使得她在別人眼裡甚至更成問題。她就抵制成為一位禁錮在象牙之塔中的「科學貴婦人」。而當她獲得通常是為男子準備的研究院院士的頭銜時,她也不願充當那個角色。密蘇裡的失敗,使得她在多大程度上象她的同事們一樣去迎合上級的意圖,依然是一個問題。事實是:周圍的傳統和習俗,對她來說,從來沒有象現在那樣不以為意過。

  後來她認識到,她「做了別人不做的事——但我從來沒有想到過這個。」曾經發生過這樣一件鬧得大學校園滿城風雨的小事(多年以後,有人給她看了不知誰拍的她的照片):「有一個星期日,我到校但忘了帶鑰匙,我只得從建築物的邊上爬上去,爬進窗口。」對於她,這種事情是最自然不過的。

  她回憶起另外一件不那麼有趣但使得當局感到惱火的小事。根據校規,研究生在夜間十一點鐘後不准留在實驗室。但是她認為她的研究生助理的工作十分重要,所以她說「繼續幹下去吧」。而如果她認為一個有才華的學生到其它地方將更有作為的話,她會鼓勵那個學生離開密蘇裡。顯然,她優先考慮的並不是傳統的對單位的忠誠。

  她還說了有可能給她帶來麻煩的另一件事。在她任職的第一年,康乃爾繼續向她提供一個研究基地。每年夏天她都要回去種玉米。夏末,當把成熟的玉米收割完畢之後,她才趕回密蘇裡,往往剛好趕上開學。有時碰巧玉米成熟晚了,「我只好等著。其實並沒有必要一定要我回去。我得把每件事都安排好才行。」她把正式的工作日程表視如敝屣。說真的,當說到她是如何和陳規陋矩對著幹的時候,你可以明白無誤地感到有一種驕傲的神態。可是這樣的行為對其他人就不能不視為一種挑釁了。學校當局十分重視規章制度,他們經常為上述違反制度的行為而責備她。

  越軌行動、心不在焉或者傲慢無禮,根據這些材料可以編造出許多科學傳聞。怪癖很可能是創造力所必須付出的代價,這一說法也近乎老生常談。大部分的大學社團已習慣于容忍有名的科學家的某些怪癖行為。而麥克林托克的一些同事卻不能容忍她,他們的情感是與寬容精神相違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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