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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


  國家研究院頒給兩年獎學金的時間過去了,這是一個自由的、獨立的、多產的時期,她可以做自己要做的工作,去自己要去的地方。她買了一輛福特牌A型敞篷汽車,在國內到處巡行。從哥倫比亞、密蘇裡到伊薩卡、帕薩迪納,然後回來,她依然沒有想到專業:「我就是對我所做的如此有興趣,以致于我簡直等不到早上就起床去工作。我的一個朋友,一位遺傳學家說我是一個孩子。因為只有孩子等不到早上起床就去做他們要做的事。」她說了一個驅車從加利福尼亞理工學院回到密蘇裡的故事。當時一大堆出車禍的新聞在人們的記憶中猶新,她得小心開車。她回憶說:「我唯一關心的是,如果我死了,我就永遠得不到那個問題的答案了!」她腦海裡「滿是課題的事,我記不得(職業)對我有任何鼓舞。」後來她記得在她三十五、六歲的時候,早上一覺醒來說:「啊,我的天,這就是他們所說的一個婦女的專業!」但那已過去很多年了。

  一九三三年,由無可匹敵的三巨頭——摩爾根、埃默森和斯塔德勒——的推薦,她獲得了古根海姆獎學金去德國。她原來計劃是同科特·斯特恩一起工作,但斯特恩那時已經離開了德國。另一位大遺傳學家(也是猶太人,但憑藉他的盛名,多少要比斯特恩安全些)仍在柏林。這個人就是理查德·戈德施米特(一八七八——一九五八),威廉皇帝研究院的負責人。戈德施米特是遺傳學歷史中較為有聲有色和有爭議的人物之一。他是一個目光遠大的思想家,對遺傳學與發育之間的關係、生理學以及進化一直有興趣,他坦率地批評當代遺傳學理論過分狹隘,並且過分集中注意力於遺傳機理。他特別樂於揭露美國摩爾根學派遺傳學家們概念的不當。雖然後來他在現代遺傳學家中間聲名狼藉,但在當時,他是受推崇的人物,他的許多理論最終受到懷疑,但有些意見同麥克林托克後來對遺傳組織的觀點是如響斯應的。

  可是,一九三三年去德國是一個不祥的時間。「那是一個非常非常的經歷。我對我所看到的毫無思想準備。」她和當時的許多美國人一樣在政治上十分天真無知。「如果我有政治頭腦,我就會走一條完全不同的道路,我就不致於被我在那邊看到的正在進行的事情所壓倒,被擾亂而完全陷入恐慌。」或者說,如果她懂得多些,她可能乾脆不去德國了,希特勒統治的悲劇給她的打擊非常厲害,而且顯然也是針對她個人的。即使對於那些在她周圍所發生的事,她也是孤獨無援的。她的許多親密朋友和同事(可追溯到大學時代)是猶太人。在德國,作為一個局外人,不管感情怎麼樣,她在尋找她大學裡的猶太朋友,就會一而再、再而三地抛頭露面。她不願意講那時期的事。就在德國期間,她寫了有關核仁的論文,「那就是為什麼論文寫得如此之糟……我的情緒壞極了。」

  哈裡特·克賴頓回憶說,她經常收到(有時是每天)從德國來的信,信中描述了嚴寒、多雨、寂寞的日子。沒有一個能與之交談的人。研究無法取得進展。加上可怕的寂寞。剛好在聖誕節前,她回到了在康乃爾的舊實驗室。這就是她的老家,她顯得出乎意外的心緒不寧。

  回到康乃爾,她象平常一樣重新工作,但她的沮喪是顯而易見的。帶著她在德國的創痛經歷,她回到了被大蕭條搞得搖搖晃晃的祖國。她個人的經歷使她清楚地意識到她被迫面對現實情況:從一開始情況就十分困難,而現在又由於周圍經濟蕭條而大大地激化了,從兒童時代起,她就知道,要獨行其是就得付出代價。在過去,那代價看來是必然的,但又是可以對付的。但現在,忽然之間,那代價顯得比她所預期要大得多了。

  下一步怎麼辦呢?她已把獎學金花光,她仍然沒有固定的職業。哈裡特·克賴頓從觀察麥克林托克中得到一個重要的教訓——這個教訓加強了在這以前另一個從觀察盧埃·明斯小姐的人所得出的教訓:「你不能老呆在康乃爾或任何其它大學!」這是麥克林托克,比克賴頓大七歲,而且更有經驗,得到最大的信任,並有遺傳界鉅子的支持,但卻找不到一個職業。一九三四年,克賴頓在康涅狄格女子學院執教,薪水很高,她肯定也是受賞識的。但麥克林托克毫不動搖。她是第一個也是最重要的搞研究的科學家。

  大概就在那時,她的工作得到承認已露端倪。「這就是他們所說的婦女的職業。它來得十分突然——令人驚奇和有點令人不愉快……在那時候,在三十年代中期,一個婦女有抱負是不很受歡迎的。你如果是一個未婚的、有抱負的,特別是在科學方面有抱負的女子,你無異是在糟蹋你自己。我忽然認識到,我已陷於不知道到哪裡去工作的境地。」

  一九三四年春天,離開學校七年之後,麥克林托克已贏得國際的聲譽,但她還懸在康乃爾,得不到財力支持。時世對每個人都是艱難的。大學裡的就業機會幾乎蕩然無存,這種情況甚至對她的男同事也一樣,哈裡特.克賴頓是幸運的,但她的專業已從生物學研究的主流轉向其他方面。羅茲和比德爾,同三十年代中期的其他人一樣,正在等待時機。他們部擔任研究副手的工作,比德爾由摩爾根支持,羅茲由埃默森支持。但麥克林托克有勝過他們的地方,她有四到五年(分別地)從事後博士學位的工作經歷,卻無法指望有誰會支持她:她決定她得離開。因為無論是她,還是她的研究要是沒有一筆錢是不能存在下去的。

  很幸運,埃默森得悉她決定離開的消息後就同T.H.摩爾根聯繫,他轉而向洛克菲勒基金會這個經費來源申請。基金會的支持,至少在遺傳學方面,是唾手可得的。他申請一千八百到二千美元一年,作為麥克林托克在埃默森的實驗室的研究經費。一次,摩爾根在與洛克菲勒基金會自然科學分部董事沃倫·韋弗的會見中爭辯說,這樣一筆投資「將是對整個遺傳學領域最重要的貢獻。她是高度專門化的。她的天才被限制在玉米遺傳的細胞學方面,但她肯定是在這個狹隘領域裡全世界最優秀的人。」摩爾根也提到了他名之為她的「個人困難」,聲稱「她在這個領域裡十分失意,因為她確信,如果她是一個男子的話,她就會有較為自由的科學研究的機會。」

  埃默森在六月底重複了這個要求,並對巴巴拉·麥克林托克的情況作了較全面的說明,這一情況也在沃倫·韋弗的日記中有所記載。韋弗概括了埃默森的評論,加上值得注意的細節:

  植物學系不打算重新錄用她,主要因為他們認為她的興趣全
  在於研究,而且一旦其他地方給她更合適的工作,她就會離開伊
  薩卡。此外在一定程度上還圇為她擔任大學教師的工作並不完全
  勝任。植物學系顯然寧願錄用一個才能較差,但樂於接受大量的
  例行工作的人。目前,麥克林托克絕對看不到下一年被雇用的前
  景。(埃默森表示他深恐)「這一情況將(使她)極為憂慮,從而在
  一個相當的時期內嚴重地干擾了她的科學研究工作。大家都知道
  她是十分神經過敏十分激動的,對不給她科學研究的機會非常不
  滿。她認為這主要是由於她的性別所致。因為她的智力使她足以
  認識到她比那些她接觸過的大多數男子更有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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